第四十七章 胡耀邦说:“她对老同志是有感情的”
日期:2020-12-04           来源:河北党史网


1986年7月12日,邓颖超大姐从北京来到石家庄,准备以老校友的身份,参加母校河北师范大学(原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举行的建校80周年庆祝活动。当时我在新华社河北分社负责政文报道,得知了这一消息,吃晚饭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玉兰。她连忙扒了几口饭,就和我一道去了邓大姐下榻的河北省委招待所白楼宾馆。

“快走!邓大姐为俺成长,倾注了多少心血。‘十一大’后,俺一直没见到她老人家,可把俺想坏了。”玉兰边走边说。

晚上8点,我们来到白楼宾馆的二号楼。这时,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已站在门口。她说:“今天下午,大姐还在火车上说哩,我们到石家庄,玉兰、江山知道了,肯定会来看我们。”

邓大姐从里屋稳健地走出来了。她梳着短发,戴着眼镜,上身穿浅玉白色衬衣,下身着灰色裤子,脚蹬手工做的布鞋。82岁高龄的大姐,脸色还是那么细嫩、红润,看上去就像60多岁的人,只是有一点驼背,步子走得小了。玉兰赶忙上前问候:“大姐,你好!”

邓大姐紧紧地握着玉兰的手,说:“好,很好,玉兰你好!”然后又跟我握手。

她老人家像母亲一样打量着我们,高兴地说:“玉兰这几年没大变,这不挺好吗!玉兰大学毕业了,还在县里?”

玉兰说:“去年9月,调到省农业厅工作了。”

大姐满意地说:“玉兰子回来了,孩子能见到妈妈了,好!”接着,她又询间了玉兰父母和孩子们的情况。

她拉着玉兰和我的手,让我们挨着她一块坐在大沙发上。话题转到对玉兰的关心和鼓励上。她说:“组织上决定玉兰上大学,这个决定对了,有实践有理论了。在学校里学习,在工作中还要抓紧学习,看文件,看书,要不断地提高。”

玉兰说:“大姐说得很对。”


1986年7月12日,邓颖超大姐来到石家庄,吕玉兰和江山当晚到宾馆看望。


我说:“玉兰上学这几年,遇到困难,就给大姐写信,大姐每次都叫赵炜回信,鼓励她战胜了学习上、生活上的困难。”

大姐说:“我的关心也包含着赵炜同志的关心,由她亲自给你回信。”

接着,大姐又意味深长地说:“玉兰子战胜了好些困难,好!我们共产党人是马列主义者,就是要克服困难,战胜困难。战胜一个困难,就前进一步。”

玉兰说:“江山对俺帮助不小。当初老人老,孩子小,母亲有病,江山抱着她上医院。”

邓大姐风趣地说:“江山做得好,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江山是个好后勤。”

玉兰说:“是模范丈夫。”

“好,我赞成玉兰的话,是模范丈夫!现在不少男同志不愿做后勤,不愿做模范丈夫了。”邓大姐指了一下在旁的男同志,笑着说,“你们应该向江山同志学习,只有甘于向家里的亲人做奉献的人,才能向社会做奉献。”

大姐还嘱咐玉兰,要尊重老干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说:“一定要把老干部的工作做好,他们都是党的财富。”

玉兰点头称是:“大姐,俺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尽力去做。”

大姐站起来同我们合影留念。送我们时,边走边说:“玉兰、江山,我看着你们成长起来了,我很高兴。”

玉兰说:“这都是大姐的培养,总理的培养。”

大姐谦虚地说:“通过我们的具体工作,体现党的培养。”

这天晚上,玉兰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她向我回忆起了邓大姐多年来对她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谈起了许许多多老干部、老领导对她的培养和教育。她说:“俺的每一点进步、每一项成绩,都离不开他们的帮助。俺怎么做,也报答不完他们的恩情啊!”

玉兰的家乡是老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八路军,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们,早已在她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曾这样对我说起过有关的往事:“俺们那一带,是抗日战争的老革命根据地,流传着许多革命先辈浴血奋斗的故事。比如,有这样一位老革命,身上的任务越来越重,原来指的是王任重同志。王任重、宋任穷、陈再道、李尔重等老一辈革命家,经常在俺们那一带活动。在临西县摇鞍镇中贺伍庄村北,有座‘四•二九’烈士陵园,埋葬着1942年4月29日反‘扫荡’中牺牲的200余位烈士遗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北京召开全国党代会、人代会,华北组开会时,王任重等同志见到俺,总是亲切地叫俺‘小老乡’,十分关心地打听家乡的建设情况,对这一带感情很深。王任重同志还说,他受伤转移时的最后一夜,就是在东留善固度过的,要俺代向乡亲们问好。”

正是在许许多多老干部的悉心培养下,玉兰才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成长为一个年轻的女基层干部,并逐步走上了乡、县、地、省的领导岗位。所以,她对党,对毛主席,以及各级老领导、老干部们,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当听说邓大姐、康大姐、彭真、李雪峰、杨成武、曾志等老革命家来到石家庄,她都要去住地看望他们。


1988年11月,杨成武上将与吕玉兰、江山夫妇及两个孩子江河、江华合影留念。


1975年春天,全国妇联筹备组开会筹备召开全国妇联大会,康大姐和玉兰都是筹备组副组长。当时,全国妇联筹备组的一些人排挤康大姐,不但把她的副组长的名次排在最后一个,而且常常在会上或公众场合,摆出一副很不尊重她的样子。玉兰对此非常看不惯,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在会上总是主动征求康大姐的意见,会下经常同康大姐交谈,安慰康大姐,支持康大姐的工作。从此,两人结下了浓厚的情谊。康大姐曾几次带着玉兰到家去做客,受到朱德委员长的亲切接见。

那天开完会,玉兰正要去吃饭,康大姐一把拉住她的手,说要回家拿件毛衣,问她去不去。玉兰想能见到敬爱的朱委员长,便高兴地答应了。

在一栋松柏环绕,青藤攀援的旧楼房前,汽车停了下来。因忙于会议,几天没回家的康大姐,一进门就在楼道里热切地呼唤:“老总!老总!”楼道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音。康大姐轻轻推开一间房门,只见朱委员长正端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戴着花镜,手里拿着大红铅笔,聚精会神地在批阅文件。桌上放着书籍、报纸、文件和电话机。他听到康大姐推门进来的声音,便缓缓起立,转过身来,慈祥地望着她们。康大姐大步跨上前去,一手扶住朱委员长,一手介绍说:“这是玉兰同志”。

朱委员长面带笑容,点点头说:“我知道,吕玉兰是河北的。”说着,伸出宽厚温暖的大手,同玉兰亲切握手。

朱委员长已是年近九旬的高龄,国家大事这样繁忙,还清楚地记得一个河北女青年的名字,这使玉兰激动得热泪直往外涌,路上想着要说的许多话,也不知怎么说好了,只说了句:“朱委员长,都到吃饭的时候了,你还不歇歇啊!”

朱委员长亲切地笑了笑,指着康大姐和玉兰说:“等一会,我们一起吃午饭。”康大姐听了,朝朱委员长摆摆手,告诉他,她俩下午还有会议,要赶回去吃饭。说完,他们就走出办公室。

玉兰一边往外走,一边环顾朱委员长的办公室。只见室内除了办公桌外,再就是墙边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架和放着地球仪的小桌,陈设非常简单。她很快联想到,站在这里,就好像在参观延安的黄土窑洞和西柏坡的土坯平房,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育成长起来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走到门口,她又一次回望,这时朱委员长又坐回到办公桌边,伏案工作。她全身上下忽地热了起来,深深地被朱委员长这种为革命不知疲倦,为人民兢兢业业的可贵精神所感动。

后来,康大姐又几次邀玉兰到她家做客。那天,她是和几个女劳模一起去的。康大姐领着她们刚来到会客室,还没坐定,朱委员长就迈着稳健的步子走来了。她们都赶紧迎了上去,同朱委员长握手。康大姐把她们向他一一作了介绍。大家坐下后,康大姐说:“她们都是各条战线的妇女劳动模范。”这样,话题就首先从妇女工作开始了。

朱委员长亲切地说:“妇女工作很重要,是党联系群众的很重要的工作之一。中国妇女要走毛主席指引的彻底解放的道路,将来全世界的妇女都要走这条道路。”接着指示说:“你们是妇女,更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朱委员长说话很慢,声音不高,但是吐字清晰有力。他停了停,又继续往下说:“妇女是决定革命成败的一个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妇女更是一支不可缺少的主力军,要充分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像毛主席指示的那样,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聆听着朱委员长鼓舞人心的谈话,玉兰只觉得胸中有一股无穷的力量在凝聚,眼前是一片灿烂的火花在闪耀。她极力抑制内心的激动,对他老人家说:“我们还年轻,经验还少,要向革命老前辈学习,向康大姐学习。”

“她还是应该向你们年轻的同志学习呦!”朱委员长谦逊地说道,同时用手指指康大姐,大家都爽朗地笑起来。接着,他又说:“你们年轻人要听毛主席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

当玉兰她们离开时,朱委员长站在楼门口,频频地向她们招手告别。


1987年8月,康克清大姐与吕玉兰、江山夫妇合影留念。


我记得,从1974年我和玉兰结婚,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邓大姐、康大姐去世,玉兰一直是每到逢年过节和她遇到重大事情,都要向大姐们写信问候和汇报情况。1980年底,玉兰被免去省上所有领导职务和受到审查时,她是多么迫切需要在中央工作的老领导,给予一下关怀和支持啊!

但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玉兰却意外的没有向大姐们汇报这件事。她向我解释说:“邓大姐、康大姐年纪大了,身体又有病。这回,就不要打扰和麻烦她们老人家了。”

这时,有人好心地劝她说:“玉兰,你跟邓大姐、康大姐那么熟,叫她们说句话,不就得了,还怕他们查!”

玉兰还是不愿这样做:“这是个大事,考虑考虑再说吧!”她对我说:“如果俺有问题,请中央领导说话也不顶事。没有问题,中央领导不过问,再查也不怕。不能因为俺的事,影响了大姐们的身体健康。”

后来,在安排职务问题上,又有人劝她:“现在邓大姐是全国政协主席了,叫她给省上不论哪个领导写几个字,不用说厅长、局长,就是副省级,也不是不能安排的。”

对此,玉兰坚决地拒绝道:“那可不行!俺从来就没有要过官。再说,大姐们也不会干这种事。”


吕玉兰与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一起。


1992年7月,我到保定采访,已经身患脑血栓病的玉兰,住在保定市第一人民医院。11日傍晚,我们俩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忽然,随着一阵哀乐声,屏幕上出现了带着黑框的邓大姐的照片。很显然,年事已高、久病不愈的邓大姐,不幸逝世了。玉兰一见这个情景,泪水马上从脸颊上滚了下来。我用手绢帮她擦泪,她仍然哭个不停,我赶忙扶她回病房。她一边走一边哭,嘴里念着:“邓大姐,邓大姐……”我知道,同邓大姐感情深厚的玉兰,对大姐的去世,心中一定悲痛万分,越劝越会使她哭得更厉害。我也很悲痛,无法用言语来劝慰她,只是一面帮她擦泪,自己也一面偷偷地掉泪。第二天的联播节目,又播放了群众怀念邓大姐去世的消息,玉兰再一次痛哭起来。第三天,我怕联播节目再播邓大姐去世的消息,就没让玉兰看电视。可是,从窗外的电视和病房里的收音机里,还是传来话说邓大姐的声音,玉兰又一次痛哭起来。这时,玉兰的眼睛已经哭得又红又肿了。

我还记得,当原中共华北局和河北省主要领导李雪峰刚从被“下放”的安徽省来到北京时,玉兰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带着我从石家庄赶到北京去看望他,并且冒着风险,为他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当她每次到北京和天津出差,总要抽时间去看望刘子厚、闫达开等原河北省的老领导;当她听说当年的临西县委书记安经章患了脑血栓病后,一次次地去医院探视,后来她自己也生了同样的病,还仍然去他家看望;当她患脑血栓病在北京住院期间,她躺在病床上,反复回忆着亲朋好友的名字,经过好几天的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了第一个人的名字——当年最早培养她的老领导、区委书记孙鸿恩……


1984年8月1日,东留善固村成立了新的党支部。不久,吕玉兰回到临西县和东留善固,看望老干部和新的领导班子。坐者自左至右为:张金铸、张延福、赵信良、孙鸿恩、周维贞、宗振荣、吕玉兰。站立者自左至右为:吕廷祥、杨建文、郝海文、张学军、王建武、李文祥、郝一东、兴连群、孙文德、孙秀蕊。


“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玉兰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品格。”1993年春玉兰病逝后,我到北京看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候补委员、原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他向我回忆起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情况,深情地谈起了玉兰的人品。他说:“庐山会议是1970年9月3日结束的。三个半月后,即这年的12月16日,党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年的1月24日,整整开了40天。名义上是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实际上重点是整我和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简称‘李郑’。会议按照毛主席的提议,由周总理主持,但是‘四人帮’几次到会议讲话,点名批判我,一下子就把会议搅乱了。那次,‘四人帮’的一个主要成员点名说要同我‘奉陪到底’。‘四人帮’的话刚说完,只听得后面的人就乱叫:“‘我揭发!我揭发!’一些多年共事的老同事、老下级,明明知道我本来没有什么问题,这时却纷纷站起来,点名揭发和批判我,给我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那时候,不少人像发了疯一样,公然撒谎,丧失理智。不几天,我就被免去了北京军区政委和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而且日夜被人看着,实际上是把我软禁起来了。许多老熟人,见了我扭头就走。就在这种情况下,玉兰在会上没有落井下石。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在宾馆的走廊上,玉兰见到我,抬着头一直看着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玉兰给我投来的是同情的目光,这使我终生难忘。”

说到这儿,李雪峰不禁话语哽咽,热泪盈框。


李雪峰与吕玉兰亲切谈话。


是的,玉兰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对老革命、老领导、老干部一直非常尊敬和关心。对此,中央领导曾多次给予她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那是1981年8月21日下午,当时到河北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接见河北省委常委和副省长时,特地问到了玉兰的情况:“吕玉兰到哪去了?”

“准备到县里去,还没走。”一位省领导回答。

“有情绪没有?”

“有。”

胡耀邦停了停,用一种深情的口吻说:“鼓励她嘛!1966年,有一次开团中央全会,请她做报告,我主持会议,她侃侃而谈,两个小时,讲得不错,当时才26岁。她谈不上是‘造反派’,不是罚下去的。60年代泼泼辣辣,学毛选,抓生产。按她的情况是可以上去的。到一个县搞它一年嘛!”

胡耀邦接着加重语气说:“她对老同志是有感情的,对我们的党是有感情的,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

第二天,省上就有人把胡耀邦同志询问玉兰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她。晚上,玉兰同我热情地交谈起来,回忆起了1966年4月她到北京参加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时,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在听完玉兰报告后,立即在大会上表扬她,要求有关部门宣传她的事迹,号召全国共青团员向她学习的情景。玉兰对我说:“耀邦同志一直对我们青年干部很有感情。他这个人是个热心肠,总是关心人、鼓励人、鞭策人,像一盆火,走到哪里燃烧到哪里。总书记这样关心我,我要听党的话,好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关怀。”


(来源吕玉兰纪念馆,作者:江山


[ 编辑:苏静    焦梦捷(实习)      责编:王宗志 ]
0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