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农民厅长
日期:2020-12-03           来源:河北党史网


1985年7月,玉兰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回到正定上班,仍当县委副书记。

当时,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调任厦门市副市长,组织上决定由玉兰主持县委的全面工作。然而,时间不长,省委、省政府做出决定,调玉兰到省农业厅工作,任副厅长、党组成员。9月中旬,玉兰到省农业厅上班,分管人事处、纪检组、经管处、乡镇企业局、农垦公司和机关党委等工作。

玉兰分管的工作面多线广,她抓重点、抓难点、抓热点,理好千头万绪。


从1985年起担任河北省农业厅副厅长的吕玉兰,经常到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右二为邢台市副市长杨湘荣。


她到省农业厅第一次下乡,是这年10月到邢台、衡水、石家庄等地,对农村集体财务进行调查。她发现,全省农村集体财务虽经多次清理,依然是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点。据初步统计,全省农村集体财产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70多亿元,猛减到1985年底的50多亿元。当时,农民反应最强烈、最不满意的,也是农村财务混乱问题。他们不仅要求尽快予以清理,而且希望管好用活集体资金。经厅党组研究,决定把清理财务工作作为来年全省农经工作的重点来抓。

俗话说:“响鼓要用重锤敲。”对于重点工作,玉兰总是下最大的力气来抓。1986年,她和河北省农业厅经管处同志一道筹备和召开了全省农经工作会议和农经管理改革研讨会,对清理全省农村集体财产,建立乡级经营管理服务组织进行了具体部署。1987年,他们又把继续搞好农村集体财务体制改革,作为强化农村财务管理的重点来抓,推广了集体资金由乡站统管或建立合作基金会制度的经验。

如今,经管处的同志们也记不清了,玉兰到底跟他们一道出过多少回门,深入基层到过多少个乡村,同财务人员进行过多少次交谈,只记得每次下乡调查研究,她都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厅里每次开农经会,她都要到会并讲话;每个先进典型和经验,她都要找有关同志认真研究和加以推广……经过两年的努力,全省农村基本完成了集体财产的清理工作,初步澄清了经济家底,查出和纠正了不少经济问题,共追回被贪污盗窃、挪用和拖欠承包款以及社员欠款3.8亿元;建立乡镇农经服务站3000余个,占全省乡镇总数的84%,开创了河北省农村管理工作的新局面。这一举措,在当时国家紧缩银根,农业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对发挥集体经济内部资金的支农作用起到了积极作用。

每当人们回忆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河北省中南部的环境污染时,都对农村秋季田野里大烧农作物秸秆记忆犹新。那些年,每逢中秋节前后,从邯郸、邢台一直烧到石家庄、保定,连绵上千里。一到晚上,满地狼烟四起,到处乌烟瘴气,呛得人们受不了,家家关门闭户,处处怨声载道。玉兰到省农业厅不久,就跟我谈起这件事,不仅对污染环境感到忧虑,而且对大批秸秆没有得到还田深为惋惜。她说:“秸秆是个宝,要么直接还田,沤肥壮地,改良土壤;要么过腹还田,变成饲草,喂牛喂羊喂猪。这样白白烧掉,太可惜了!”

我说:“你的意见很对,可是现在农村面对的是千家万户,靠谁抓?怎么抓?有难度啊!”

玉兰坚定地说:“啥事只要想抓,就能抓起来。该抓的,早晚要抓,迟抓不如早抓。抓工作要是没困难,要咱们共产党干啥!”

“玉兰抓秸秆还田认识最早,抓得最紧,做了大量号召、发动和组织工作。”河北省农业厅原土肥处长、后任厅办公室主任的赵振勋,这样向我谈起当年玉兰抓秸秆还田的工作。当时,农村刚刚实行大包干,许多人为了图省事,在地里烧秸秆,光施化肥,把地都使坏了。玉兰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立即抓在手上。她下去检查工作,每到一地,都大讲焚烧秸秆的坏处和秸秆还田的好处。她还到田间地头,对正在焚烧秸秆的农民做说服工作:“大爷,这秸秆不能烧啊!种地全靠肥当家,沤沤上到地里,这是多好的肥料,这一烧不白瞎了?”针对一些干部的畏难情绪,她通过总结秸秆还田典型、召开机械化粉碎秸秆现场会等办法,先后推广了邯郸区的临漳、邢台地区的宁晋、石家庄地区的正定和栾城等县开展秸秆还田的经验,使这项工作逐步由点到面地开展起来。到1990年,全省机械粉碎秸秆还田近500万亩。

当年担任过邯郸地区行署专员和地委书记、后任河北省副省长的郭洪岐告诉我,那几年,玉兰每次到邯郸去,都要跟他谈这件事,说这是关系到“保护农田的百年大计”。玉兰还带着省农机局的有关领导和科技人员,深入到邯郸地区的许多县、乡、村,帮助解决怎样利用机械化粉碎秸秆、采取高温积肥以提高肥效等问题。郭洪岐说:“为了秸秆还田,玉兰真下了不少功夫啊!”

1991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河北视察工作,对禁止在大田焚烧秸秆、提倡秸秆还田作了指示。后来,河北省政府对秸秆还田、促进农业良性循环作出了专门决定。如今,这一问题终于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并开始得到解决。


吕玉兰深入河北农村向广大农民散发农业科技资料。


农村实行大包干还要不要搞机械化,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热点问题。当时,一些人认为,农业生产实行责任制了,搞不搞农业机械化无所谓了,把责任制同农业机械化分隔开来、对立起来,甚至否定毛主席说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致使农业机械化多年受冷落,发展受阻碍。玉兰主持河北省农机工作后,觉得这个热点问题不解决,将会大大影响全省农机事业的发展。于是,她不论是在机关,还是外出开会或下乡,都要讲农机在农业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讲广大农民对发展农机化的渴望,推动大家对农业机械化都重视起来。

玉兰觉得这样做还不能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还必须把农业机械化对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也就是说,必须从更高的层次上来分析农业机械化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们对发展农业机械化重要性的认识。那段时间,她翻资料,找人谈,搞调查,甚至在家里也同我反复讨论,认真总结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她根据自己下乡的见闻与体会,归纳成这样一句话:“当代农村离不开机械化”。

一条、两条……玉兰一直把农业机械化的作用,扩展到了10条,这就是:一、农机化是实施生物技术的保障,像深耕、机械化秸秆还田、模式化栽培、科学制种、机割等科技兴农和科学种田,都离不开机械化;二、农机化是保证农业稳产高产的重要手段,大大增强了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三、农机化是农村积累资金的重要渠道,它包括直接积累和间接积累,前者指拥有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的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后者指随着农机事业的发展,修理、加工、饮食等工副业日益繁荣;四、农机化是向农业现代化迈进的必由之路,它有利于农业生产实现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五、农机化有利于提高水、肥、土、种、光、热等资源利用率,实现省水、省肥、省种、省工,有效地提高工效和抢农时,达到低耗、高产、高效、增收的目的;六、农机化有利于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机械化程度高了,男劳力干的活,女劳力一样干,人们也就不再坚持非生男孩子了;七、农机化有利于加强干群团结和基层政权建设,干部通过组织好农机化服务,帮助群众解决耕难种难收难的问题,“群众舒心,干部省心”;八、农机化有利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可促使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农村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的发展;九、农机化有利于农村的安定团结,通过农机的互相服务,促进了邻里之间、有机户与无机户之间的互助;十、农机化有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农业后劲,引导农民共同致富,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玉兰通过做报告、写文章和向领导汇报等形式,以及在全国性的农机化会议上讲体会,到处宣传农业机械化的“十大作用”。她的观点受到人们普遍赞同。尤其是农机战线上的同志,感到“心里发热,身上长劲”。曾任河北省农机局长的陈春风告诉我,农业部一位管农机的负责同志这样评价玉兰的这一工作:“玉兰同志总结的农机化10大作用,很全面,有创造,对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个促进!”

到1989年底,河北省农机总动力达2700万千瓦,居全国第2位,排灌动力居全国第2位,农机总值70多亿元;机耕、机灌、机播、机收、机械植保已形成相当规模,农业机械化承担农村主要农活一半以上,农机承担的田间运输占到60%以上;广大农民对大办农机的感情热得像盆火,出现了“无机户争先恐后地交钱排队雇机作业”、“农妇躺在机器前拦机要求雇机作业”等情景。


1987年8月,吕玉兰在河北坝上察北牧场草原打草。


“俺这叫不叫多管闲事?”有一回,玉兰同我讨论如何对待分工以外的事。原来,她下基层时,并不完全按照厅长们的分工去了解情况,而常常是什么都问、什么都记、什么都管,叫做“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小麦返青季节,当她听到有的县化肥紧缺,她就告诉这些县的领导,省农业厅还有化肥指标,她打电话、写条子,有时亲自领着他们,去找有关厅领导和土肥处协商。在棉花集中产区,当她看到大面积棉田面临棉铃虫的威胁,而一些国产农药防治效果不理想时,回到厅里,立即找到有关的厅领导和省棉花办公室,建议尽快采取措施采购进口农药。

玉兰不但对省农业厅的工作样样都关心,就是对别的厅局的事,有时也要“操心”。据原邯郸地区副专员、后任河北省委常委和省委副书记的冯文海介绍,那次玉兰从石家庄前往邯郸时,听说这一带的榆树普遍生了榆叶甲虫,大片榆叶被吃光,致使许多成树死亡,就掏出笔记本,详细记录了这一情况。跟随她调查的省农业厅同志提醒说:“树木的虫害归林业厅管,咱们就别再问了。”玉兰说:“这么大片的榆树发生虫害,一市一县很难治理,必须全省采取统一行动。如果不抓紧治理,林业受了害,农业也会受影响。咱们管不了,可以给林业厅反映嘛!”


吕玉兰陪同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前排右四),省政协主席尹哲(右三)和省委副书记李文珊(右一),到大曹庄农场考察工作。


玉兰曾向我谈到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领导就是服务。到了下边,见农民有困难,工作有问题,因为分工就绕着走,不去管,俺真不忍心!”一些接触过玉兰的县乡干部跟我说:“还是玉兰对农民有感情!我们不论反映基层哪一方面的困难,她都耐心听,而且总是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个别人说她多管闲事,我们基层就是喜欢这样的人。”

玉兰热心地帮助王国藩、戎冠秀、王志琪、张贵顺、雷金河、杨凤鸣、李合贵、叶颖芬、常北女、刘太、郭玉真等河北省一批农业劳动模范,也是她“多管闲事”而得到人们称道的事情。这些劳模有的写信给她,有的到石家庄找她,她都热情接待或回信,帮助他们向省委和有关地、市、县委反映困难和解决问题,一连多次也不厌其烦。来自大庆的女劳模、刚担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的李海峰,她们俩人由于谈得来,也很快成了好朋友。


吕玉兰带领河北省劳模(自右至左)张贵顺、耿长锁、王国藩等到大寨参观学习。这是吕玉兰亲自为他们照像留念。


他叫乔登贵,原任地处河北省北部坝上的察北牧场场长、尚义县委书记,后任张家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市政协主席。他向我介绍了玉兰几次过问全国劳模、原张北县两面井公社十五号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张家口地委副书记刘太的情况。1985年,乔登贵第一次见到玉兰时,玉兰听说他是坝上的,就向他打听刘太的情况,要他向刘太捎好。当时,刘太已被免去一切职务,熟人都躲之不及,可玉兰却主动关心他。第二年夏天,玉兰到察北牧场检查工作,又主动请在张北县林场当保管员的刘太吃饭。玉兰还找到地委和县委领导说明情况,刘太不是靠“打砸抢”上来的“三种人”,跟她一样,是从农村上来的,应当按全国劳模对待。后来,在玉兰的多次过问下,刘太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恢复了干部待遇。


吕玉兰和“子弟兵的母亲”、全国拥军模范戎冠秀在一起。


1993年7月,当我和两个女儿前往保定市高阳县北蔡口村看望常北女时,这位担任过互助组组长、初级社社长、村党支部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全国女劳动模范,深情地向我回忆起玉兰和她的交往。从1964年玉兰从山东划到河北,她们就经常在一块开会。常北女感到玉兰心眼好,抓工作踏实,俩人很谈得来。1983年,她从村领导班子退了下来。当时,村里实行了责任制,她没定待遇,生活发生了困难,就到石家庄去找玉兰。玉兰几次找省上、找地委、找县委,跟各级领导们说,常北女这么大岁数了,解决不了工资,先给点过年的钱吧!当时有关部门就给了她100元。玉兰还拿出自己的粮票和钱,要给她,她不要,玉兰硬是塞给了她。后来,玉兰又多次帮着她找东找西,最后还是弄了个定期生活补助。常北女感动地对我说:“俺知道,玉兰和你拉扯着两个孩子,上有老,下有小,也困难着啊!玉兰对俺的事,可费了大劲了!玉兰对俺太好了,真是俺的好妹子啊!”

没想到,这位已78岁高龄的基层妇女干部,在我们这次交谈的十几天后,突患急性肠炎,不幸逝世。她在北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工作的二儿子王庆长后来写信告诉我,老人在患病期间,向他们深情地回忆起了她同玉兰相处的美好岁月,时常微笑,想起了我和女儿看望她的情景,又几次落泪。她还叫子女们一定要抽时间来看望我们。


1988年,吕玉兰和大庆女劳模、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和石家庄市委书记的李海峰在一起。


我在河北省农业厅采访玉兰的故事时,听到有些熟悉她情况的同志,送给她一个“农民厅长”的外号。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她在省农业厅工作期间,一心为农民着想、一切为农民服务的思想特点和工作作风。

一尘不染、廉洁奉公,玉兰是不论在村里和县上,还是在省委工作期间,包括在省农业厅工作期间,都做到了这一点。她给自己制定的“十不准”、“三不要”(“不以权谋私、不以私谋权、不吃请受礼”)的条子,压在了省农业厅自己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底下,时刻提醒着自己。同志们说:“玉兰不仅说到做到,而且她所做的,比她给自己定的这些原则,还要多得多。”


1989年8月,吕玉兰订立的廉政建设“三不”原则的条子,即“不以权谋私,不以私谋权,不吃请受礼”,并要求“按规定做到”,一直压在她办公室桌上的玻璃板底下。


在省农业厅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下乡多,玉兰每年总要出去几个月。凡是跟她一道下过乡的同志,普遍反映她在生活上要求自己很严。她总是不住单人高级房间,而是和别的女同志住在一块;不让摆宴席,而是吃家常便饭。有一回,玉兰和经管处的同志一道去衡水开会,给她安排了一套高级单人套间,她坚决不住。有人劝她:“你也随大流吧!”她还是不住:“房间再大,设备再多,躺下也就占那么一块地方,有个床睡睡就行了。”又有一次,她出差邢台,天色已晚,到招待所一打听,说厅级干部一夜住宿费80多元,一般干部也三四十元,觉得让公家为这一行人掏千把元住宿费不合算,于是她决定当天赶回石家庄,半夜才回到家。

1989年9月15日,玉兰到赵县参加石家庄地区三秋机具表演会。有位副县长问她:“吕厅长,咱们中午吃什么?”她风趣地说:“煮老玉米、蒸山药就行,把钱用到农机化上。只要你重视农机化,俺吃啥都觉得香。”

那年,我到保定市采访,玉兰也去河北农机化学校参加一个会议。我跟她说:“我想住到市里古城宾馆去,晚上可以洗个澡。”

她说:“咱们不是刚洗了吗?跟俺一块住到农机化学校去吧!那儿有个小招待所,有吃有住,条件也不错。”

我去后一看,招待所设在办公大楼的四楼顶层,只有几个房间住人,每个房间有四张单人床,还有一张办公桌和一个凳子。不要说没有卫生间,连个沙发都没有。我叹口气道:“唉,这么个条件,跟古城宾馆差远了。住得又这么高,爬一趟累得直喘气。”

她笑道:“每天多爬几趟楼,可以锻炼身体嘛!住这儿,房费低,还能给国家省钱呢!”

玉兰出门开会,下乡调查,经常坐的是一辆早年从苏联进口的黑色伏尔加,已经跑了十几万公里,不是这儿坏就是那出毛病。有一回,司机到我们家来接玉兰。她问:“车子准备好了吗?”司机说:“这个破车,老是大修,连石家庄市都出不去,开得真没劲。你面子大,到省财政厅要点钱,换个车吧!”玉兰说:“那可不行,农业厅办公经费那么紧张,哪有钱买新车?咱们有个车坐着就不错了。要是真有了钱,也要先用到农业上!”玉兰在省农业厅工作先后8年,司机换了两个,她却一直坐着这辆旧车。

玉兰下乡,从来不向当地要这要那,曾给玉兰开过车的司机告诉我,有好多次,主人问她缺什么东西,需要什么土特产,有时甚至把东西搬到了汽车的后备箱里,她又叫拿下来。有一次,分管农垦工作的她到国营大曹庄农场检查工作。临走,场长叫人搬来一箱鸡蛋,她不要,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场长着急地说:“这是我自己家的鸡生的蛋,你不要,我今天就把它扔了!”她没法,但还是留下了20元钱。又有一回,有个下属单位的几位领导听说玉兰身体不好,特地到家中看望,临走时扔下1000元钱,就出了门。玉兰又让司机拉着她,一直赶到招待所,把钱退给了他们。

在玉兰的遗物中,有一张中捷农场写的她在农场服装加工厂做衣服的150元钱的收费单。原来,她1988年出访法国时,由于工作忙,一直没有时间做衣服,后来在中捷农场做了两件衣服。她问:“多少钱啊?”农场领导说:“玉兰,你给我们农场办了那么多事情,出国做两件衣服,还能要你的钱啊!”她说:“如果不要钱,俺就不在你这做了。咱们领导都要严格要求自己,不但俺在这儿做衣服要交钱,就是别的厅领导,包括你们农场领导在这儿做衣服,也要交钱。”


1986年12月,吕玉兰率河北农业代表团赴法国访问时,特地到农业专家家里看望。


她朋友挺多,好多人到家里来玩,有的还送点土特产品,碍于朋友情面,不好推辞。客人临走的时候,她总要回赠一些东西。她向我解释说:“俺为下面办点事是应该的,哪能要人家的东西!你带点东西来关心俺,俺也送点东西谢谢你,这叫有来有往,增进友谊。”

她办公室摆设很简单,只是一个单间,没有空调、地毯,和其它处室的办公室一样。原农业厅厅长、省农办主任仉玉林对我说:“玉兰刚到农业厅,我想她当过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一间办公室太寒酸了。可是玉兰在农业厅工作这么多年,从没提出过换房子、搞装修。”

那几年,省农业厅和省农机局三次分配新建的宿舍,有关同志一次又一次地同她商量,建议她搬到新房子去,不仅房间大,楼层好,而且离她和我上班的单位都很近,但都被谢绝了。她对我说:“农业厅宿舍紧张,咱们在省政府宿舍住就不错了,别再占农业厅的房子了。”玉兰兼任省农机局长后,局里提出给家里安一部长途直拔电话,也被她谢绝了:“家里有部江山安的内部电话,能打就行了。”她当厅长、局长这么些年,一直用的是新华社河北分社为我安的电话。

玉兰对那些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先进事迹和思想,尤为敬佩。她听说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指示后,十分兴奋,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她多次特意看望曾同自己一道共过事的无极县委书记刘日,畅谈廉政建设。

同时,对请客送礼,拉帮结伙,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等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更是深恶痛绝。她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众场合,都敢于仗义执言,对各种不正之风怒加斥责。

在我的日记本上,有十几处记载了她同我谈起不正之风的情景。如1990年3月12日,我这样写道:“不久,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既将在北京召开……这几天,玉兰又同我谈起某些干部的所作所为,气得发抖,主要是指好说大话,拍马溜须这两大坏作风。”她曾多次跟我说过,有些干部“整天胡吹八咧,满篇都是吹大话、说假话,既不费劲,也不脸红,有些领导还专爱听假话。”

仉玉林也向我谈到玉兰在厅领导班子中,对不正之风勇于开展面对面斗争的情况。有一次,她在厅党组会上,直截了当、指名道姓地批评一位厅领导:“这个刚调进来的干部,是你的亲戚吧!这哪行呀!”仉玉林说:“在我们厅长们中间,谁也不敢这么做,只有玉兰同志啊!”

大概玉兰给省农业厅同志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她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待人热诚的品德。我采访的时候,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谈到她在这方面的事迹。

李志兰(省农业厅办公室干部):玉兰经常找我们谈心,让我们好好工作,不论工作还是生活都谈。她心特别细。我爱人生病,到我家来看了好几趟。我脑血管不好,也常头痛,她常对我说:“志兰,你脑血管不好,一定要多注意休息。”我原以为得走在她前面,没想到她却走在我前面了,你说我心里能不难受吗?一到5月份,天暖和了,她就劝我回丹东老家去看望老母亲,说:“你老母亲80多岁了,有时间请个假,回去看看你老母亲!”现在又到5月份了,我心里很悲痛。(说着说着,李志兰的眼圈就红了,再也说不下去了。)

路红(省农业厅办公室干部):没见过老大姐时,觉得很神秘,没想到,她竟是那么和蔼可亲,一点厅长的架子也没有,跟我聊起天来又是笑又是闹。她对每一个干部和职工都很关心。当时,我们打字室就在二楼会议室,离她办公室很近。那次她看文件累了,就到我们那儿去转了转。她说:“哎呀,你们这打字员,也挺辛苦的。看这太阳照着你们,不刺眼呀!长期这样下去,还不把眼给弄坏了?给你们买个窗帘子吧,挂上它,就不刺眼了。”不几天,窗帘就挂上了。虽然是件小事,却使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

郑书淼(省农机局办公室干部):玉兰待人接物从来不摆架子,对普通干部也非常热情。1989年3月,省上办了一个农机培训班,有人说:“同志们都想见见厅领导,不知道吕厅长能不能来一下?”我们给玉兰一说,她很痛快地答应了。参加培训班的人大多数是女同志,这天又是“三八”妇女节,玉兰到了会上,跟大家说说笑笑,还唱了一段豫剧,可把大家乐坏了。

李生虎(省农机局监理站站长):玉兰不仅对厅里的普通干部平易近人,而且对不认识的农民群众,也同样和蔼可亲。1988年冬,玉兰跟我们一道去邢台市广宗县赶一个“科技大集”。她穿着军大衣,冒着寒风,不断向过往的农民散发印有科技、致富信息的传单。忽然,几个农民认出了她:“吕玉兰来啦!吕玉兰在送书哪!”顿时,人们围了上来,挤着要来看玉兰。由于人太多,在县乡干部的带领下,我们撤到附近的一个农家大院里。不一会儿,人又多了起来,只听得院门口不少人在嚷嚷:“让俺们瞧瞧吕玉兰,中不中?”有的干部一个劲儿地劝大伙儿赶快离开。但是,玉兰主动走上前去,不仅让群众进了院子,还同他们亲切地握手和交谈。群众感动地说:“你看玉兰,还是当劳动模范的那个劲儿!”

李承恩(张家口沽源牧场场长):玉兰对坝上的三个牧场一直很关心。那里是贫困地区,条件很差。她到省农业厅后第一次来牧场,头天到,第二天上午就让我们领着走访了职工。这些职工住的都是50年代的土坯房,炕上连席子都没铺。下午,她又参加了打草劳动。她带着一箱子大枣,一箱花生,来到总场伙房,一个工人送了一份。大家感动极了。我到玉兰家去过好几回,每次去她都特意拿出家里最好的苹果和梨,让我带给场里的同志们吃。玉兰去世后,伙房的人痛哭流涕。

刘进辉(芦台农场场长、国家级专家、全国劳模):玉兰在农业厅工作的那几年,每年都要到芦台农场考察和指导工作,所有骨干工厂和各乡镇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我感到,她最大的特点是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的疾苦,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有年秋季,芦台遭受了多年未遇的大风灾。玉兰听说后,第二天就赶了七八百里地,到芦台了解灾情。那天,已是下午了,大家都感到很累,玉兰也十分疲惫。我劝她休息一下,可她马上就让汇报工作。她说:“俺是来工作的。农场遭了灾,我们的工作抓得紧点,群众就少受点损失。”接连几天,她看工厂,看家庭农场,看水利工程,特别注意了解群众的疾苦,鼓励大家艰苦奋斗、团结抗灾。她回农业厅不久,就给我们拨来救灾急需的化肥、柴油等物资。

……

那几年,在河北省举行的对上千名省直厅局级干部民意测验考核活动中,玉兰的考核分数始终名列前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中自有一杆秤。


(来源吕玉兰纪念馆,作者:江山


[ 编辑:苏静    焦梦捷(实习)      责编:王宗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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