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解决保定问题
日期:2020-11-06           来源:河北党史网


“嘭嘭嘭!”

“噼里啪啦!”

……

土炮声、鞭炮声和高音喇叭声,打倒这、打倒那的尖叫声,日夜轰鸣;卡车、大马车、拖拉机,成群结队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大字报,大标语,大幅漫画,各种颜色的旗子,铺天盖地。这是1976年春发生在古城保定的骇人一幕。

此时此刻,中共河北省委派出由玉兰任组长的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正住在市中心保定宾馆内,已被围困20多天,致使解决保定“文革”动乱问题难上加难。

凡是了解河北“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人,对保定动乱及“保定问题”无人不晓。这里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在活动,北部边界距北京猿人故乡周口店仅10公里左右,是北京猿人采集食物的场所和活动范围。清朝,这里是直隶总督府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曾两度成为河北省省会。它同北京、天津呈“金三角”之势,素称首都南大门,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由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不断插手,挑动造反派“南征北战”,致使武斗不停,动乱不止。1976年初,这个地区又连续发生多起抢劫部队枪支弹药的恶性案件,以及抢粮、抓人、打人、武斗等事件,震惊全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下令,由河北省委组织省直属机关和各地市直属机关数百名干部参加收枪。但是,不仅枪支没收上来,各收枪队反遭围攻。如高阳收枪队被困几十日,食物、水源被切断,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光,最后派人在深夜从厕所掏洞逃出来报信,才得到解救。保定地市和各县领导班子,几乎都分裂成两派,被造反派夺了权,处于瘫痪状态,生产无人问。长期动乱的保定,成为“文革”中全国闻名的重灾区。

早在1975年,河北省委为解决“保定问题”,派了省委常委等前往保定。年底,随着动乱升级,省委又派玉兰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玉等人,组成保定工作组,前去了解情况、开展工作。1976年4月24日,省委又决定成立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代行地委职权”,由玉兰任组长。

按理说,玉兰一直分管农业,从来没有抓过“文革”运动方面的事,对省上特别是保定地区两派斗争的来龙去脉又不了解,不应该派她去保定。那么,省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考虑再三,省委领导班子里头,只有吕玉兰去才能顶得住!”当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刘子厚,在向我谈起派玉兰去保定的动因时,这样说,“保定问题成为老大难,难就难在有‘四人帮’在背后支持。派玉兰去,一方面考虑到她年轻力壮,不怕造反派围攻,不能好好休息也能坚持得住。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还在于吕玉兰是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很有影响,有了这个大牌子,就能站得住!”

他叫李铁,当时任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衡水地委第一书记,后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他向我介绍了他和玉兰一道去保定的过程:“省上派吕玉兰去,还是派对了。因为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去,造反派连面都不见,话更说不上了。玉兰去了,由于她是劳动模范,保定的干部群众都知道她,造反派不敢对她怎么样。虽然他们也不听她的,但是玉兰找他们,有时还能找得到,叫得动,玉兰给他们说什么,他们表面上还得听。”

从1975年底到1976年6月的半年多里,玉兰大部分时间在保定,先后去过十几次,到了这个地区22个县中的十七八个县,以及保定地、市党政机关和一些厂矿企业,主要是做安定团结工作。她同各派群众组织头头、群众代表和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广泛交谈,有的县接触人数多达几十人,有的人先后谈心十几次。据玉兰记录,她在1976年3月19日到28日这次去保定,在10天的时间里,先是参加了地委会议,同当时的地委第一书记陈哲、第二书记杜森尧等干部进行了交谈,然后又到保定市的石油化工厂、六0四厂、无线电十四厂,以及雄县、定兴、涞水、易县、满城等县了解情况和做说服工作。

关于玉兰做工作的具体情况,当时任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的王玉告诉我,他们去保定,赤手空拳,向有武器的造反派做工作,整天提心吊胆。他们每天都谈,每个县都谈,反复跟大家说,要团结起来,不要搞派性了,这样会影响生产和群众生活,搞武斗死了人更不好。玉兰对一些农业劳动模范说:“咱们是农民,首先要抓好农业生产,不然老婆孩子都吃不上饭啊!”他们还主动征求意见,把地委反映的这个地区在生产、生活方面存在的困难,回来向省委作汇报,及时地解决了粮食供应、化肥指标等实际问题。王玉说:“玉兰这个人很不简单,尽管造反派很难说服,经常跟你胡搅蛮缠,甚至闹事,但她很沉着,坚持党的原则,不像有的人那么急躁,而是一直耐心细致地做艰苦的说服工作。经过做工作,好多县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了,下边的干部和群众也不再到保定闹事了,只有涿县、定县、完县、容城等少数几个县的工作还没做下来。”

“玉兰做各个县的工作,真有点不怕牺牲的劲头。”当时任雄县县委书记的杨风鸣对我说。那一段,雄县形势比较稳定,玉兰就把雄县当作她的大本营,常从这里出发,到别的县去。有一回,玉兰要到容城去,杨凤鸣就跟她说,你最好别去,那个县反省委的势力挺大,可她还坚持要去。中午吃饭,饭菜刚端到桌上,院里的大字报就贴满了,都是反刘子厚的。实在呆不成,当天下午就回来了。


吕玉兰和保定的河北省劳模杨凤鸣(左一)、常北女(右一)在一起(1966年)。


做工作最艰难的还是在保定市。据了解,这年4月24日,省委决定组成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后,玉兰和领导小组副组长樊德玲、李铁、刘俊孝、王玉,组员张秀耕、张相华、刘鹏、王纲、吕在田、李兆有等11位同志,很快来到这里开展工作,玉兰、李铁等就住在了保定宾馆即地区招待处。造反派通过周密布置,调动附近几个县的农民轮流进城,把招待处围了个水泄不通。此外,造反派还编了顺口溜:“刘子厚,子厚刘,为什么扣我二两油;吕玉兰,玉兰吕,为什么扣我二斤米……”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杨连甲,这位当年保定地区头号造反派头头、地委副书记,人称“二杨一吕”即杨连甲、杨志昌、吕毅三者之一,“文革”后被判刑5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向我谈到自己当时主要因为组织农民进城围攻临时领导小组而被判刑时说:“1983年,保定市中级法院判了我5年,主要罪状是‘炮轰’省里派来的领导小组,说是犯了妨害社会秩序罪。因为,你影响交通秩序不?影响农民种田不?影响工作上班不?也就这一条罪状。”

曾任河北省委宣传部党员教育处处长的刘桂芳,当年曾给玉兰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随同她多次到保定,向我介绍了他们在地区招待处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玉兰在保定呆的最长的一段,就是在地招,大概有一个多月。那段时间,环境非常坏,让人感到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地招四周到处是造反派的人,高音喇叭、鞭炮对着窗户放,土炮就放在窗户根底下,排成了一溜,放起来声音大极了,一放吓人一跳,叫你日夜没法休息。有好几回,大吊车的兜子一直伸到二楼的窗前,造反派就扒着窗户往里看。省上来的同志怕造反派冲进来,整天把门关着。就是这样,各种意外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为那时已发生过多起领导小组成员和收枪队成员被围、被抓、被打,有的甚至被抓到山区的秘密地点,好多天都找不到的事件。当时玉兰正怀孕,省上来的干部都想让她吃好点、睡好点,可哪行啊?有时甚至连吃饭都保证不了。由于休息不好,她的血压高压有时高到180。

当时,有人建议工作组尽早撤回去。玉兰同领导小组反复商议,觉得省委派他们来,就是来做工作的,撤回去还怎么做?白天,她坚持同老干部和各方面的群众代表接触;晚上,就让有关同志整理谈话记录,以便及时向省委汇报。她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所有的记录整理出来后,都要亲自看,力求保持原话内容。由于白天谈话多,整理量很大,他们常常都是半夜二三点钟才睡觉,第二天又继续谈,“连轴转”。工作这么紧张,玉兰仍然不忘别人,常常嘱咐同志们吃饱点,轮流休息。就在这时,她还有心同刘桂芳商量找对象,后来果真给她介绍了一个临西的老乡。

说到这儿,坐在凳子上的刘桂芳忽地站了起来,神情兴奋地说:“越是困难,越能显示出玉兰个人的风采。当时,玉兰身穿花格褂,脚蹬布底鞋,身材又高又胖,给人朴素、大方、魁伟的感觉。她的工作很有魄力,也很果断,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每当我们遇到了困难,不知道怎么办好时,她总是很有主意地拿出意见,然后非常干脆地说,‘就这么办!’她性格开朗,气质很帅,真有大将风度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吕玉兰。


为了进一步制止少数造反派头头挑动一些机关干部、工人、农民离开工作生产岗位到保定市的极其错误的做法,临时领导小组向保定地区各县、各公社发出了《紧急通知》,号召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此坚决进行抵制进行检举揭发。

“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玉兰还想着怎样做群众工作!”当时任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后任河北省工业办公室副主任、河北威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张相华,给我讲了一个玉兰积极抢救被火药炸伤的满城县游行群众的故事。

那天上午,来自西郊满城县的造反派,把卡车横在保定宾馆外面的马路上,开始放起“三眼枪”。这种枪实际上是北方农村常见的一种土炮,里面装有3根铁管。只见他们大把大把地从布袋里抓出火药,往铁管里灌。点燃时,发出的阵阵爆炸声,震得附近楼房的玻璃哗哗直响。

忽然,一不小心,火星溅进了布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火药袋突然爆炸了,车上的几十个群众,顿时被炸得血肉横飞。旁边的造反派见出了事,竟“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正在二楼开会的玉兰,听说门口出了爆炸事故,连忙对大家说:“咱们赶快去看看,抢救群众要紧!”

他们几个来到现场一看,几十个人死的死、伤的伤,却没人采取抢救措施。玉兰便赶忙派人找来汽车,同大家一道,把伤员一个个抬上车,又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医院。接着,她又向省委打电话,请求支援。省上很快派来了烧伤专家,送来了先进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由于抢救及时,除一人当场死亡外,其余都安全脱险,一切医疗费用由国家负担。

讲到这里,张相华这位和玉兰在解决保定问题过程中患难与共的战友动情地说:“当时,‘造反派’头头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用发放补助费的办法,鼓动工人农民进城,把我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最多的时候达数万人。然而,当这些群众一旦受伤时,玉兰却不计前嫌,全力以赴地抢救他们。玉兰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是多么深厚!她的胸怀又是多么宽广!玉兰想的是:一切动乱,都不是群众本身的问题,围攻也不是自发的,而是受‘造反派’头头的唆使。不管群众炸伤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都是我们的人民群众,受了伤就应当抢救。我们的积极抢救,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满城县的农民后来再也没有到保定城里闹过事。”

确实,在“文革”这个非常时期,尤其是在保定这个特殊地方,要做好群众工作,其难度是很大的,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它不仅需要勇敢和吃苦精神,而且要有忍耐和克制能力。

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难忘一幕。

那是1976年4月初,我从石家庄前往秦皇岛采访,路过保定,特意看望了玉兰。她当时住在保定市委招待处,即现在的古城宾馆。傍晚时分,我们刚吃完饭,忽听院子里人声嘈杂,一片混乱。一个市委干部急匆匆走进来,对玉兰说:“‘造反派’又来了,点着名要见你,怎么办?”

玉兰说:“来了,那就见见,到俺的房间吧。”

中楼二楼二0九房间,是个带有会客室的套间客房。我们前脚进,造反派后脚就跟了上来,挤了满满一屋子。玉兰请他们落座、喝茶,然后自己坐在中间的沙发上,造反派们围了她一圈。由于房间里的人太挤,我只好站在会客室到卧室的过道里。

只听造反派们七嘴八舌地乱嚷:“吕玉兰,你说我们有没有右倾翻案风?”“吕玉兰,你说刘子厚是不是正在走的走资派?”……

玉兰心平气和地说:“请你们一个个说。”

一个约摸30来岁的“公鸡嗓子”嚷道:“我先请吕玉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保定地区有没有右倾翻案风?”

“你们有什么具体意见,可以谈一谈,我们回去后向省委汇报。”

“我要你先表态,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我们把保定情况向省委汇报后,省委才能拿意见。”

“谁不知道!河北省委和刘子厚,是全省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我要你个人表个态!”话音中夹杂着拍茶几的声音。

这时,玉兰仍然冷静地说:“我们还是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要搞安定团结,要坚持党的领导,我不能随便表态。还是请你们谈情况吧!”

另一个中年人说:“你是代表省委的,可是做不了主,又不敢表态,解决不了问题,到保定来干啥?还不如早点给我滚蛋!”

我立刻觉得,今天这些来自大学的造反派,唇枪舌剑,剑拨弩张,而玉兰只有一个人,不免显得势单力薄,玉兰能顶得住吗?我为她捏着一把汗,不由自主地踮起脚跟,朝会客室看了看。只见她坐在沙发上,两手十指交叉放在膝盖上,镇静地望着发言的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渐渐地落了地。

造反派几十张嘴不停地蠕动着,他们的手不停地挥舞着,翻来覆去地重复着类似的内容。我听着听着,不禁烦躁起来。看看表,已快半夜12点了,可造反派根本没有要走的样子。我想到明天早上还要赶火车,便进卧室睡觉了。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7点。我看玉兰已起床,正在梳头,便问:“昨天折腾到几点?”

玉兰没精打采地说:“三四点吧。”

“后来怎么听不到你吭声了?”

“这种场合,不能表态。不然,他们回去了,不知怎么传呢!”

“看你坐在中间,像挨批斗样子,真是活受罪。”

“你才见了这一回,比这厉害的还有呢!”

“你这么呆下去,真成了受气桶了。这算什么工作!”

“不忍,那有啥办法。‘造反派’对省委的抵触情绪那么大,做工作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通的。”她顿了一下又说,“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及时地把保定地区的情况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也是一项挺重要的工作。”

吃过早饭,我便前往保定火车站。在中楼门口,我同玉兰告别。走出好远,回头一望,只见玉兰还站在那儿,目送着我。我的鼻子不禁一阵酸楚,心中默默地祝愿:“玉兰,你可得多保重啊!”

玉兰在解决“保定问题”过程中,不仅表现出了不畏艰险、忍辱负重的品德,而且显示出了有智有谋、讲究策略的才干。

1976年4月8日,保定地区造反派在涿县召开所谓地委第七次常委会,一次任免98名县委常委和地直局处长以上干部,不仅改组了地委,而且夺了地委直属机关几个要害部门的权。此后,他们又指使一些县效法他们的做法,进行全面夺权。据地委直属机关和13个县统计,共非法任命中层干部980名。他们还指使地区公安局一个外号叫“李歪把”的副局长,提前5天劫持了地委第二书记杜森尧,采取易地转移、日夜折磨、反复威胁等卑劣手段,企图叫他在夺权名单上签字。

杜森尧被劫持的消息,震惊了省委。事情十分明显,如果杜森尧长期被软禁和折磨,最终在夺权名单上签字的话,无疑使解决保定问题更加复杂。于是,省委当机立断,决定由玉兰亲自出马,专程前往保定,千方百计早日把杜森尧营救出来。

4月11日,玉兰、张相华一行乘车来到保定市委招待处。他们通过多方调查了解到,杜森尧先后被劫持到易县、涞水、涿县,如今又被转移到保定地区招待处后楼一楼。他们反复研究营救方案,考虑到造反派手持武器,而我们手无寸铁,“强取”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有可能造成伤亡,只有深入“虎穴”,出其不意,实行“智取”,方为上策。

第二天上午8点,玉兰、张相华分乘两辆小汽车,来到地区招待处。果然不出所料,招待处后楼已被造反派把持,楼内楼外都流动着身藏武器的岗哨。玉兰走下汽车,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镇定地向楼门口大步走去。几个把在门口的哨兵,立刻挡住了去路。她正要同他们进行交涉,忽然看到“李歪把”从楼里走出来,便主动迎了上去。

“李歪把”大概一夜没有睡觉,两眼布满了血丝,右臂腋下夹着一双布鞋,像要回家睡觉的样子。面对玉兰的到来,他感到十分意外:“吕玉兰同志,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玉兰大声地说:“听说杜森尧同志住在这儿,俺来看看他。”

“李歪把”疑虑满腹地问道:“你看他干啥?”

玉兰神态自若地说:“最近省里开了会,俺给他传达一下精神。”

“李歪把”狡猾地眨着两只小眼:“是不是找领导商量一下?”

“杜森尧是不是你们的书记?”玉兰突然反问道。

“是,是。”“李歪把”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是机械地连连点头。

“既然是书记,有没有行动自由?”

“有,有”

“让他听听传达,难道不行吗?”

“行,行”。

玉兰连珠炮似的提问,使“李歪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嘴之力。

正在玉兰与“李歪把”周旋之际,张相华迅速进入一楼往左拐,来到杜森尧所在的房间,对他说:“玉兰来了,要向你传达省上的精神,马上到市招去一下。”

连续被软禁了9天9夜的杜森尧,此时已精疲力竭,突然见到省里人要接他出去,仿佛见到了救星,泪水顿时夺眶而去,紧紧握着张相华的手,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没敢带自己的笔记本和洗漱用具,只把那张夺权名单装进了口袋,就跟着张相华出了门。

玉兰看到张相华、杜森尧向汽车走去,便对“李歪把”说:“李局长,俺们到市招去传达一下,再见吧!”

“这——?这——?”就在“李歪把”不知怎么办好时,玉兰已登上了早已发动的汽车。一转眼,两辆汽车便在“李歪把”的视线中消失了。

他们来到市招待处,迅速安排杜森尧换乘另一辆吉普车,让他趴在后排座位下边,由省警卫处的同志护送前往石家庄。这辆车没有沿着京广线直接南下,而是绕道太行山,拐了个大弯。

玉兰料到造反派很快就会来要人,便留在市招待处以待应付。

果然,不到半小时,造反派头头杨连甲就带着几个人,匆匆赶到市招待处来找杜森尧。杨连甲一见玉兰,就急切地问:“杜森尧呢?”

“连甲同志,你好啊!”玉兰面带笑容地说,“俺和森尧同志谈完话,就让他回地招了,刚走一会儿。”

杨连甲转身要走,玉兰一把拉住他的手,说:“连甲,快到中午了,咱们在一块吃顿饭,再好好拉拉。”

玉兰一边说,一边拉着杨连甲往餐厅走去。杨连甲抬手看看表,说:“才10点多,吃饭还早着呢!”

“咱们不会跟大师傅说说,让他们快点做啊!俺们也想早点吃了饭,往石家庄赶呢!”玉兰说。

杨连甲被玉兰拉着,走进了餐厅,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同玉兰说着话,心里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11点半,饭菜才端上来,吃过饭,已是中午12点多了。

送走了这位“不速之客”,玉兰对张相华说:“这下子,杨连甲想追也追不上了。”说完,大家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玉兰是我的救命恩人啊!”年近七旬的杜森尧,向我谈起当年的往事,感慨万分,“那一段,‘造反派’整天围着我,日夜不让我休息,精神真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要不是玉兰帮我逃出来,后果不堪设想。玉兰冒着风险,专门到保定去救我,我很感谢她!”


1976年,吕玉兰在解决“保定问题”时,也不忘参加劳动。


我在采访中,还听到一个玉兰“十请杨凤鸣”的故事,表现出她为解决“保定问题”,真是费尽心机,呕心沥血。

杨凤鸣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河北省闻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之一,先后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公社书记、县委常委,1973年任雄县县委书记,也是保定地区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玉兰去解决保定问题时,曾到雄县找过他多次。

玉兰在雄县看到,这里的社会形势比较安定。这时,她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地委第一书记陈哲耳聋多病,已无法坚持工作;临时领导小组的同志多来自省上或其它地市,对保定的复杂情况不太了解,难以控制局面,不愿来这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找一位原在这个地区工作,现在又能做好各派团结工作的人,担任地委的主要领导职务,尽快把这个地区的局势稳定下来。玉兰经过反复思考和比较,觉得杨凤鸣是个较为合适的人选。他有这样三个有利条件:一是他当年曾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青年领导干部的培养对象,在保定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和知名度;二是他生在雄县、长在雄县、工作在雄县,对保定地区人熟、地熟、情况熟;三是他顾全大局,观点公正,对保定各派群众组织都说得上话,能把各派团结起来。

杨凤鸣在向我谈到玉兰请他“出山”的动因时,这样说:“玉兰我们俩对保定地区的观点比较一致。玉兰问我,保定地区怎么解决好?我说,首先要千方百计把两派群众团结起来,谁也别伤害谁,以安定团结了为目的,以正常工作了为目的。谁能安定了,就说明你胜利了。否则,矛盾越弄越激化,谁也干不成事。玉兰赞成我的观点,说我说得非常对。她往省里汇报了我的意见,省里也基本上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我出来能稳定局势。”王玉、李铁等同志也向我谈到,玉兰当时曾多次同他们商议过这件事,并向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汇报了这一想法。在省委领导的授意下,她向杨凤鸣透露了这个意向。

“玉兰先后来了十几趟,反复做我的工作,让到保定地委任职。”杨凤鸣在谈到玉兰请他“出山”的经过时,神情显得十分激动,“我那时想,保定地区那么乱,能收拾得了吗?另外,省上到底对我有什么看法?如果我当了地委书记,省上能不能既给职又给权?玉兰就在我和省委之间来回传话,一再做我的思想工作,鼓励我出来干。玉兰对省里说,让杨凤鸣出来解决保定问题比较好,他两派都能说得进去,别人谁也解决不了。”

那天,刘子厚、马辉、玉兰等省领导,要直接同杨凤鸣谈话,地点选在毗领保定地区的沧州地区任丘县。他们来到任丘县城时,已是傍晚时分。吃过晚饭,玉兰从任丘出发,前往雄县去接杨凤鸣。

从地图上看,任丘与雄县,一个位于白洋淀的东北角,一个位于白洋淀的东南角,两县县城相距不过近百里,如今通柏油路,坐汽车一个来小时就可到达。可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县之间还是土路,路面坑坑洼洼,好车也要走二三个小时。

当玉兰、杨凤鸣在返回任丘的途中,来到白洋淀边上的枣林庄大闸上,已是半夜时分。怀孕已经5个多月,这天又连续乘车赶了数百里路的玉兰,忙得整天都没喝上一口水,此时感到又累又渴,头晕心慌。她实在受不了了,便叫司机停下,休息一会儿。

“玉兰真可怜,也真坚强。”杨凤鸣说到这儿,不禁语音哽咽,“玉兰挺着大肚子,上下车都不方便,还整天跑来跑去。那天,我看她太累了,又渴得不行,就半夜敲开枣林庄大闸职工的门,给她要了杯水喝,休息了一会儿,才又赶路。省领导同我谈完话,已是第二天凌晨,玉兰又坚持要送我,怎么劝也不行,一天一夜都没睡觉。我看玉兰一片诚意,就对她说,就这么着吧,这回听你的了,到地委上任吧!”

我手头保存着中共河北省委于1976年5月12日同时发出的两份文件,一是决定撤消“省委派出的保定地区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二是同意保定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委员会主任陈哲同志因病休养,决定“由杨凤鸣同志代理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6年,吕玉兰在保定的白洋淀。


从这年6月21日到7月27日,党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办解决“保定问题”的学习班,参加成员有河北省委、保定地委的主要领导和保定造反派头头,玉兰也参加了学习班。据她当年的笔记本记载,当时的中央领导王洪文、纪登魁、陈锡联、吴桂贤、吴德等,先后5次接见省、地领导。在接见时,王洪文一方面讲要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又让造反派给省领导提意见,要求作检讨,实际是“批斗”省领导。刘子厚在会上检查了两次,也没通过。

正在这时——7月28日凌晨,河北省东部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大地震,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指示刘子厚、马辉等河北省领导,立即去唐山指挥抗震救灾。其余省委常委以及保定地委领导,则分别回到石家庄和保定,各自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唐山救灾。这样,学习班便不了了之。马辉在事隔多年后,向我谈起当时的情景时不胜感慨:“唐山地震是个很不幸的事件,可是它却救了我和刘子厚呀!要不是唐山大地震,‘四人帮’还不知要把我们扣到哪一天哪!”

这年10月,打倒“四人帮”不几天,党中央就决定立即着手解决保定问题,并组成了以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为组长,河北省委、省军区和保定驻军主要领导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用飞机向保定地区广大城乡散发了百万份传单,同时逮捕了杨连甲、丁得进等主要造反派头头,收缴了散失在民间的众多武器,才逐步使这个地区多年来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逐渐安定下来。这年12月,党中央从全国7个省调集了数十名地、县级干部来到保定地区,分别担任地、县领导,进一步开展整顿和治理工作。至此,“保定问题”终于获得了完全解决。

玉兰在解决“保定问题”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请当年同解决“保定问题”有关的各方面代表人物,谈了他们的看法。

——刘子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曾先后担任河北省省长、省革委会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玉兰、李铁等同志去保定,虽然没把保定完全平定下来,但总是坚持干了一段,使得“四人帮”也没能得手。咱们把他们顶了,形成这个局面,现在看来不容易,比完全让出去好得多,这一点也显示了玉兰的能力。保定一丢,多大的地盘啊!河北吃得消吗?周总理同意我们使用老干部稳定局面抓生产,“四人帮”是利用造反派夺权,玉兰站在老干部一边,同造反派的斗争是很坚强的。

——郭志:(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任河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玉兰积极参与了解决“保定问题”,这是很不简单的,当时,那里的形势很复杂,也很危险,因为有“四人帮”直接插手,造反派也很凶。玉兰作为党的年轻干部,能够听从党的指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一点是很不错的。

——王玉:玉兰在保定的那一段工作是有成绩的,团结了一些人,争取了一些人,也瓦解了一些人。而且,我们工作组和领导小组内部一直很团结、很一致,没有给造反派留一点空隙,工作中没有任何遗漏。在保定,玉兰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责任感和忍耐力,承受的压力比我们任何人都大,真是忍辱负重,受尽委屈。

——杨凤鸣:玉兰为人很朴实,工作很卖力,没什么领导架子,为稳定保定局势尽心尽力。她对解决保定问题有贡献,是她把保定局势稳定了下来,使我能主持工作了。要不然,连毛主席逝世的追悼大会也开不成,到唐山去支援抗震救灾也搞不成。

——杨连甲:玉兰到保定来,跟我谈过两三次,说没有解决不了的事,你们别再折腾了。玉兰来,可受委屈了,因为她是代表省委来的,下面就把她当作省委的代表、能够解决问题的省领导来对待,给她出难题,什么围攻她呀,质问她呀,有气都向她撒呀!就这样,玉兰还是苦口婆心地给我们做工作,经过她的一再劝说,我们就没有再去省里贴大字报了。

后来,玉兰又多次来到保定:到河北农业大学上学、在省农业厅时几乎年年到这里抓工作……她还曾带着我到过保定地区西部的太行山和东部的白洋淀,边走边给我讲这里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和革命斗争故事。像阜平的红枣、曲阳的石雕、望都的辣椒、白洋淀的苇席和鱼虾、易县的西陵和砚台、清苑的冉庄地道战,以及《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小兵张嘎》等长篇小说和电影里以保定为背景讲述的故事,她都提起过,可以说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次,她这样深情地对说我:“那年解决保定问题,俺也出过力、流过汗、费过心,连命都差点丢在这里。不过,想想这里,不但是个出特产、出古迹的地方,还是个出人才、出故事、出作家的地方。这辈子能为保定做点事,值得。”


(来源吕玉兰纪念馆,作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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