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十个为什么?》的前前后后
日期:2020-10-16           来源:河北党史网


1966年春,介绍玉兰事迹的各种发言报告、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相继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给她写信,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你为什么甘愿做一个傻子?”“你为什么把革命当作终身大事?”“你为什么越干越欢?”络绎不绝前来采访的各地记者,以及山东、山西、内蒙古、安徽、辽宁等省前来学习的同志,也纷纷提出上述问题。很显然,他们所提问题的焦点,是要弄清玉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当时,一度分开的前、后留善固大队,合成了一个东留善固大队,由玉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说来也巧,在全国开展的思想革命化的大潮中,当年全村的人们正在围绕着“精”和“傻”的问题,经历着一场有关人生观、世界观的大讨论。


东留善固“五大傻”在一起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自左至右为:吕玉兰、冯四清、倪修礼、华跃林、吕士周。


在当时的东留善固,人们对精和傻有不同的认识和态度。很多人在人前背后评论谁精谁傻。有的人认为自己很精,总想办精事,当个小精人,也就是要办事心眼多,实际上是先己后人、损人利己。然而,有些人则不是这样。他们在精人眼里,是属于傻字号的,傻人,傻心眼儿,办傻事儿,实际上是先人后己、克已奉公。当时,东留善固出现了“以傻为乐、以傻为荣”的“五大傻”——吕玉兰、华岳林、冯四清、倪修礼、吕士周。吕廷伟这样称赞他们:“像玉兰,天天忙工作,头顾不得梳,脸顾不得洗,头发滚成了球球,年轻轻的姑娘不懂得要好;吕士周,一心为集体,白日黑夜的长在队上,顾不得管自己的家务。这样的人在精人眼里,就是傻子,说他们‘傻得不透气’,‘傻迷了心窍’。可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他们就做得对,傻于革命,傻于集体,傻于社会主义,傻得好!”至于小精人,贾俊刚这样给他们“画像”:“小精人全觉得自己精,说别人心眼少,他们倒是心眼多。像我们村的那些小精人,他们外号叫‘鬼难拿’、‘滑溜皮’、‘抓不住’、‘大粘鱼’,净干些摆不到桌面上的事,实际上是危害集体,危害国家。叫俺说,小精人,最没出息,最可耻。”

一向多思的玉兰意识到,这“精”与“傻”之争,实质上反映了“公”与“私”的两种思想斗争,及时加以组织讨论和进行引导,对于促进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于是,在她的提议下,大队党支部组织全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一场历时数月的“精”与“傻”的讨论。

大家围绕“什么是真正的精与傻”、“当傻子到底吃亏不吃亏”、“怎样当一个革命的傻子”等题目,展开了讨论。1966年6月24日,《河北日报》刊登的通讯《精傻之争》,曾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东留善固开展讨论的情形。文章这样高度评价这一活动的意义和效果:“东留善固大队关于精和傻的一场思想论战,澄清了多年以来的许多糊涂观念,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学‘傻子’,比‘傻劲’,甘当革命的‘傻子’,已经形成风气。‘傻子’的队伍正在壮大,‘傻子’事迹正在不断涌出,新的革命的‘傻子’在成批出现。”

“当‘傻子’吃亏不吃亏?”玉兰等人认为,“吃亏不吃亏,这得看怎么算。要算小账,看来‘傻子’像是暂时吃了一些‘眼前亏’。可是,‘无产阶级解放了全体人民,其中也包含着他自己’,这样一算,个人也就没有啥亏可吃了……通过算大账,算政治账,算革命的长远账,人们看清了,当‘傻子’并不吃亏,认为吃亏是‘精人’的账本。”

当时,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新闻舆论还把“精”与“傻”的斗争,提高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如今,“精”与“傻”之争,仍然可以看作先进与落后、奉献与索取、大公无私与自私自利,这样两种人生观、世界观的斗争。雷锋同志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玉兰也说:“说我傻,我就傻,我要傻于集体,傻于革命,傻于社会主义,一傻到底,永不反悔。”正如当时《河北日报》在编发通讯《精傻之争》时所加“编者按”中说的:“确确实实地说,这些革命的‘傻子’,就是具有无产阶级高尚品德的人,具有远大眼光的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吕玉兰和“五大傻”之一冯四清(左一),老党员吕廷伟(右三),老农民华跃明(右二)等交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


人的思想都是逐步形成、渐趋成熟的,特别是在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

最早为玉兰专门整理这方面内容的,是邢台地委党校和《邢台日报》的同志。从1966年2月开始,邢台地委党校在东留善固举办了多期学习班,组织各县优秀的农村党支部书记,来这里向玉兰学习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等经验。玉兰向学员们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验,特别是她在人生观、世界观方面的体会。据当时的《邢台日报》副总编辑、邢台地委党校校长,后任河北省政府研究室主任的李先农告诉我:“地委在东留善固办学习班,玉兰是我们当然的老师,多次给大家作报告,大家也把她当作学习借鉴的镜子。在学习中,大家还提了好多问题,玉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我们专门组织党校、《邢台日报》的几位同志,把玉兰的讲话以回答问题的形式,整理成讲稿,共有13个问题,像‘为什么我把革命当做终身大事’、‘为什么我当干部不觉得赔本’等,题目叫《‘傻子’的聪明》,全面地反映了玉兰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认识。当时我觉得,吕玉兰无私奉献的思想,源于劳动人民的优秀品德,但又高于之,已经具备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这年3月,《河北日报》又专门派出杨殿通等记者,前去东留善固采访,为玉兰整理出了反映她的人生体会的文章《十个为什么?》。当时,玉兰作为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激动地向来访者回顾自己15岁办“铁球合作社”以来艰苦奋斗的事迹。有时她自己落泪,记者们也跟着落泪。不仅事迹生动,口语也十分生动。《河北日报》领导听说这一情况后,特别要求记者原原本本地记载她的思想口语,挖掘她的内心世界,系统地口述自己的事迹。


1966年6月14日,《河北日报》最先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吕玉兰的《十个为什么?》一文。


杨殿通在介绍整理和发表《十个为什么?》一文的过程时,这样向我回顾道:“我们在村里住了20来天,天天听吕玉兰念叨自然而然的思想口语。那时,她很忙,既要抓村里的工作,地里的生产,又要去外地开会,还要接待记者采访。我看她实在忙,就跟着她外出,边坐车边记录。就在这样繁忙工作的情况下,她仍然不忘奉献,把自己节余下来的钱,买成文具,寄给邢台地震重灾区,很叫我感动。我们边看边问边听边整理,最后整理成3万多字长,题目叫《十个为什么?》,集中反映吕玉兰的崇高精神境界。因为字数太多,报纸上不好登,我们又从3万字中精选出9000多字,打印交给报社领导。领导看到摘文,就稍作修改,马上在《河北日报》上捅出去了。”

今天,当我们重新阅读这篇《十个为什么?》时,仍然感到它闪耀着大公无私的思想光辉。当然,也有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为了让读者全面了解当年玉兰的思想境界,现将这篇文章全文转载于此。

十个为什么?——读毛泽东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体会

河北省临西县张三寨公社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 吕玉兰

《解放军报》编者按:毛主席说:“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吕玉兰同志正是这样一个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锻炼成长的优秀共产党员。她的这篇《十介为什么?》的谈话,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篇很好的总结。她对毛泽东思想学得这样活,用得这样好,很值得我们学习。

吕玉兰同志,是河北省著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十多年来,她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她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当作最大的幸福,把革命斗争当作最大的愉快,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的高尚革命品德和宽阔的革命胸怀。

吕玉兰同志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眼睛看到共产主义,心里装着整个世界。因此,她能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观点、旧风俗、旧习惯,带头树立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风俗、新习惯。凡是对党,对国家、对集体有利的事,她就“一个心眼拼着干”。

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们要学习吕玉兰,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克服一切私心杂念,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吕玉兰同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她懂得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她敢于斗争,有一股不怕鬼的硬劲。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跟贫下中农站在一边。她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自觉地锻炼了自己。小困难是小考验,大困难是大考验,一次困难一次磨炼,越磨越快,越炼越纯。

当前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我们要学习吕玉兰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发扬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敢于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批一切牛鬼蛇神,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

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千千万万个吕玉兰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正在茁壮成长。这个事实再次证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经与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就能发挥无比巨大的威力。让我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一、为什么有人说我“傻”,怎样看待“精”和“傻”?

立场不同,对精傻的看法不同

有人说我是“傻玉兰”,认为我头脑简单,不懂得“幸福”,不会“生活”,只知道傻干。

我傻不傻呢?

我不会损公肥私,不会投机取巧,不会打自己的小算盘,要说这就是“傻”,我就算“傻”。

可是,我对党、对国家、对集体,是费脑子的,一个心眼拼着干,要说这是傻,我不答应。傻不傻,那看你算的什么账!

“你这个人没头脑”。我说得看是什么样的头脑:

满脑子只一个“我”字,是个人主义的头脑;

脑子里“公”字挂帅,就是共产主义的头脑。

人的立足点不同,算法不一样,想的不是一个理,怎么会互相理解?你说我太傻,我觉得我有自己的聪明。

毛主席说:“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为什么活着,为谁活着,这是条总根儿。总根不一样,开不出一样花。

立场不同,看法不同。依我看,私心眼的人最没见识,最愚蠢,一个人有私就有偏见,无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

时代不同,精傻的标准不同

以精傻论是非,作为衡量人的标准,这个“傻”是有阶级性的。老贫农常对我说:旧社会,统治阶级糊弄人,说穷人傻,该穷;富人精,该富。那时候穷人被人看不起,说话不占地方,不呆也呆,不傻也傻。

在旧社会,一个人只为统治阶级卖力,那才是奴才、傻瓜。

社会制度变了,时代变了,精傻的标准也变了。

有的人,土地、牲畜归集体,思想没归集体,身子坐在社会主义大车上,脑子里还是“我”当家。你说“为人民服务”,他不信;你真为人民服务,他说你傻。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公”字当头,“私”字退位,“小精人”越来越少,“大傻子”越来越多,我们的社会就变成“人不为公,天诛地灭”了,变得“私”字和“偷”字一样臭。

傻于集体,傻于人民,傻于社会主义。

公而忘私的人,被那些损公肥私的人讽刺为傻子。

“你说我‘傻’,我就‘傻’!”

前后两个“傻”字,意义完全不同。“我傻于集体,傻于人民,傻于社会主义”,就是后面那个“傻”字。

“宁当一辈子的大傻子,不当一天小精人。”我们领导群众开展了精傻的大讨论,批判了“小精人”,表扬了“大傻子”,“精”臭了,“傻”香了,人人争当革命的“傻子”。有人评不上“傻子”,急得要哭;有人听到叫他“小精人”,他觉得比骂他还厉害。

二、为什么我把革命当作终身大事?

眼要看到共产主义,心要装下整个世界

高小毕业后,我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来当了农业社长,入了党,受到党的教育,这才知道:一个人活在世上,跟世界是个什么关系。解放全人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最光辉的一生,干革命才是我的终身大事。

没有人民的大天下,就没有劳动人民的解放!现在有人好说:“挣工吃饭,凭的是力气!”忘了挣的谁的工,吃的谁的饭?社会主义江山不保,哪来的按劳分配原则?土地在地主手里,你有力气顶啥用?

我把个人婚姻和国家五年计划联系起来,我是想,今天我们每个人能有幸福,是因为有我们自己的国家,有国才有家。个人的事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好比大盆套小盆,小圈套在大圈里。

我们要往远处看,圈要往大里划,眼要看到共产主义,心要装下整个世界。

在阶级敌人面前,革命的人民都是一个命运,顾大局要紧。

有一次我在天津开会,听了领导上关于越南形势的报告,我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南越去,跟美帝国主义干一场。中越人民心连心,我把本来想买衣裳的十五块钱交给领导,慰问越南人民,我觉得这也是支援了我们的杀敌英雄。

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大事,个人利益是小事

阶级斗争需要我,贫下中农需要我,离开革命需要考虑个人事,就是逃避斗争。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想用个人婚姻圈住我,挤走我,我憋了一口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想要我们第二代、第三代不革命,我也憋了一口气。两口气儿加在一起,就成了我的革命志气,坚持干到底,革命一辈子。

个人幸福是小事,革命是大事。我常想雷锋说的这句话:我活着就是为了让多数人活得更美好。这话对,让绝大多数人幸福了,我自己也是最幸福的。

眼光远大和鼠目寸光

一个人二三十岁的时候,正是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集中精力把毛主席著作好好学一学,为党多做些工作,为社会主义大厦,多砌一块砖,多添一片瓦,把有限的生命投进无限的事业里面去。一个妇女要想真正解放自己,就先进从旧传统、旧习惯的束缚下挣脱出来,打掉依赖思想。

有的人不把个人前途和革命联系在一起,老是和找爱人联系在一起,依赖男人。有这种依赖思想,自己就不想解放自己。

个人婚姻是小事,争妇女解放是大事,不能光顾眼前,要看到一代人、两代人、几代人的移风易俗。

小局要服从大局,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把黄金时代献给革命比过早的缠在家庭、孩子身上意义大,因此,我才把终身大事,从个人婚姻移到“革命”二字上来。

三、为什么越挨斗我干得越欢?

整风是整我身上的缺点错误

整风开始,大家提了工作上的缺点,爹娘埋怨我当干部费力不讨好,不让我干啦。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

错误、缺点就像我身上的疮,不治就要化脓,越烂越大。治的时候疼,以后就好了。人不能不犯错误,知错认错,改正了就是好同志。我把日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看作是小洗脸,整风运动就是大洗澡,澡洗过了,浑身轻快。

我们有成绩、有优点,党都看见了。党来整风,不是对我们为难,是爱护,是培养,是怕我们变坏了。党来整风,就像大人爱小孩,不护短。

要在整风中挺得住,先要对整风有个正确认识,抱正确态度,把成绩和缺点分开来,一分为二看自己,不能一好遮百丑,有了成绩,就不愿让人说“不是”。“众人是杆秤,斤两称分明。”不要光信自己全对,听不得群众的批评。

他们斗的不是我,是我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

1960年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联合起来斗争我。一连斗了我三夜,可是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松劲。他们说:“真他的邪门,越斗,她干得越欢。”

在整风运动中,几个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我恶毒攻击。他们上告我1948年混入党内,多笑话!那时我还不到十岁。我看清了他们的鬼把戏,他们斗的不是我,是我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想斗懵了我,躺倒不干,我不中他们的奸计。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他们反对我,证明我做对了。他们反对得越凶,越证明我对,我就更坚决干下去。

我想,你反对我顶个屁用,你们反对我,贫下中农可支持我呢!夜里有几个老贫农在房上、院里暗暗保护我,安慰我,有这些人给做主,怕什么?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临散会了,我说:“大家不要走,有工作要布置,整风要整出干劲来。”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无计可施了。

小困难小考验,大困难大考验

斗我的那几天夜里,觉我是睡不着,就学起毛主席著作来,想起了过去的英雄。我想起了英雄刘胡兰在敌人铡刀面前英勇不屈,我能在歪理前面吓倒?“烈火炼真金”,这是党对我的严峻考验。平常里说得挺坚决,来到节骨眼上,看我能不能顶住风浪,坚持真理,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把“我”字丢开,一想到考验,不怕“鬼”的愣劲就上来了。

现在我一遇上风险,就想到是对我最好的考验。小困难是小考验,大困难是大考验。一次困难一次磨炼,越磨越快,越炼越纯。常走百里路,十里八里就不当回事了。“矿石越炼越精,混水越澄越清。”没有斗争,我哪来的斗争经验呢?

党和群众从正面教育了我,阶级敌人从反面教育了我,现在就有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说:“你们越跟玉兰作对,她越坚强,她这个人就是你们把她锻炼出来的。”


吕玉兰向来自全国的知识青年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


四、为什么我当干部不觉得“赔本”?

当干部先弄清哪是本?哪是家?

过去,俺爹好说:“家里事你也不管,自留地你也不望,哪是你的家?”说我是“赔本干部”。我想:干部是大家的管家人,党把全村人交给我们了,我们就要把担子担起来,革命是我的本,集体是我的家。我吃饭在家,人是公共的。

俺村生产队长吕士周,以集体为家,从来把队上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要,把“私”和“公”的位置调换了个儿。换得好。当干部就得把心放在“公”字上,不能把职务看成是特权,不能“一人当干部,全家沾光。”干革命是不能讲赔本赚钱的,革命需要的时候,连生命也可以贡献。要不,白求恩到中国来牺牲了生命这笔帐怎么算?

当干部究竟为谁?

有的说:“咳!当干部没落头。”我不理解这话。我们天天说为人民服务,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真为人民服务还找什么“落头”呢?其实当干部赔本的思想,说穿了,就是因为有找“落头”的思想作怪。

干革命是自觉的,不能有雇佣观点。革命不是做买卖。有人说当基层干部不如脱产干部拿工资,我是这样想:干革命的人不在领不领工资,不革命的人领多少工资也干不好,革命者不拿工资也一样干得好。过去老一辈革命者,流血牺牲,可谁为工资干的?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大的“落头”。

有人觉得冤屈,说:“不给他干。”给谁干呢?给上级干的吗?上级给谁干的呢?我们不是一个村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的共产党员,是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的,不是给哪个人干的,任何时候也不能赌气。

当干部是否吃亏?

有人说当干部吃亏,是否真吃亏?

要是当干部不为集体想,光想自己多弄点,生产搞不好,自己挨点子骂,个人也多收入不了。

尤其是贫下中农当干部,是掌阶级的印把子,为自己办事。我们不抓印把子,让人家抓到手里,自己就沾光啦?!

当干部不觉得赔本是最明白的帐,喊“赔本”、找“落头”是最糊涂的账。

五、为什么越怕出事越出事?

干革命就不能怕“事儿”

过去怕“事儿”,老觉得自己村里人落后,“事儿”多,自己难过得哭过,给区妇联写信要求不干了。

去省里开会,听到讲《矛盾论》,才知道客观事物都是矛盾着的,矛盾是没完没了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

有了毛主席《矛盾论》的思想武装,以后遇上“事儿”,就往矛盾上想,想“工作就是斗争”,思想上没有怕“事儿”的包袱了,出了“事儿”不愁也不怕。

矛盾不是怕掉的,是斗掉的。我常想:越怕出“事儿”越出“事儿”,敢于斗争就是胜利。“掉下树叶来怕砸着脑袋”,“走路怕踩死蚂蚁”,那样的人还能干革命?

十多年来斗争生活过惯了,斗争成了我一种最大的精神愉快。一没“事儿”压住头,就闷得慌,没精打采,没意思。干起工作来,几天几夜不睡也不困。

遇上“事儿”要豁上干

1963年闹洪水,有的人说:“完了。”我说:“干哪!”我越遇上“事儿”吃得越多,豁上干,不能豁上不干。那年抗住了洪水。

旧社会里说:“认命”,“认倒霉”,那是迷信,是旧的处世哲学,不能听那一套。

危急的时候,越是豁上不干,“事儿”就越大,也就彻底完了;越是豁上干,“不怕死了还怕什么?”有一分力气拼一分力气,就能转危为安,至少也少损失。

胆子大,泰山也不怕,胆子小,一块砖头也吓倒。“胆大漂洋过海,胆小寸步难行”,干革命就要有胆量,只能压住困难,不能叫困难吓住。

出“事儿”以前,先进攻,干革命就要进攻

在阶级斗争中,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欺软怕硬。我们不光不能怕,还要争取主动,跑在他们前头,“事儿”还没出来,就先提出问题,向他们进攻。原先,一项工作下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总是唱对台戏,搞破坏。以后,我有经验了,每有新的工作、新的任务,就先在会上警告他们,揭破他们的花招。这样他们就老实一点了。

六、为什么我不怕得罪人?

要说村里当干部得罪人,得看得罪什么人,得罪阶级敌人是应该的。对于自己人,尽量不伤害感情,少得罪人。怎样才能少得罪人呢?我的体会是:

越怕得罪人,得罪的人越多

办事情就要顾一头,一边倒。顾社会主义这一头,往贫农下中农这边倒。为人民干革命,不会人人都叫好,月亮那么明,做贼的还反对呢!怕得罪人,说什么“为一个人一条路,得罪一个人一堵墙”,“出头的椽子先烂”,是个人主义思想。我是为公得罪人,不是为私得罪人,所以我不怕。

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的时候,向党向国家说实话,就得罪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不得罪他们,就害党害国家,得罪了人民;在集体里,对损害集体利益的事不管,就会得罪广大贫农下中农。

越管得不坚决,得罪的人越多

我对违反制度、侵犯集体利益的人,管早、管小、管严。一个人开了个坏头,就会有十个八个的跟上来。管早了,把坏事儿的苗子管住,成不了事儿。管严了,不给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钻空子,得罪人反而少。

越管得不公,得罪的人越多

身教重于言教。几百双眼睛看着俺,办事不公,众心不服,就得罪大多数人;管必管好,一步一个脚印,处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样板,榜样最有说服力。

每次发放赈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精人”,在会上研究了赈济对象以后,半夜里砸开人家的门:“我给你解决了赈济款。吕玉兰不同意……”这种惯于耍手腕的人,自以为掌握了群众,其实,不过像毛主席说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愚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他们拿着国家救济款去买“好”,这样的“好”是不长久的,回过头来人家就会想:“你跟我有私,就跟别人有弊,不能相信你。”


吕玉兰在保定地区20万人广播大会上,做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的报告。


七、为什么我团结人不怕“吃碰”?

没把阶级兄弟团结好,是自己第一个不对

倪修礼是贫农,十几岁参军抗日,为革命流血奋斗,过去我们不团结,第一是对他照顾不够;第二,他是复员军人,我向他学习不够,没有好好依靠他。

看到自己不对,感到很痛心,虚心检查自己,就有团结的诚意了。我想:“团结他,就是克服我身上的缺点,改正我身上的毛病,过去我不对了,今后不能再不对。”

怕“吃碰”放弃团结,自己爱面子也是不对

我还想,就不能团结同志,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能不能团结群众大多数的问题,是能否接好革命班的大事情。团结的任务越艰巨,越能锻炼我,我把团结当作“大山”,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行了。

多团结一个同志,革命就增加一分力量。团结同志是在阶级斗争中争夺人的问题。我为革命团结人,不怕“吃碰”。

说话他不听,是自己帮助人的方法不对头

有几次跟他谈话,谈不成,就想,这人居功骄傲,看不起我,听不进别人的话去,不跟他谈了。

又一想:“求进步的人好检讨自己,不求进步的人好埋怨别人。”应该首先检讨自己。我说话,为什么他不听?是我的责任。不是他不明白道理,是工作还没做到家,是我没把道理说透,是我的方法不对头。像搞试验一样,把团结人当成一项严肃的工作来做,失败一次就找一次教训,吃一次“碰”就检讨一次。

从生活上关心他,用阶级感情感动他。先感情交融,再思想交流。等对方脑子不“崩簧”的时候,再思想见面,开展批评,他就听得进去了,团结的愿望就实现了。

八、我为什么带头实干?

没有身教就很难言教

当干部要宣传教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每天要说很多话,人家听不听呢?关键在于身体力行。人就是这样,说得不诚,听的就不信。那年东风渠开口子,天寒水冷,我用嘴招呼,没人下水,我带头跳下水去,大家也随着下去了。

做领导工作,实干省很多劲,实干是最省力的领导。“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带头干。”

没有实干就很难实现领导

去年抗旱打井,打不成,下井的人说:“咱这地皮不行,打不出水来。”我和党支部副书记下井了,挖成了。接着就干起来了,一连挖出好几眼井,抗旱当中起作用不小。

我就想,当领导,自己不实际干,不接触实际,就没有真知,只能人家说啥是啥,这不是领导人,而是被人领导。别看发号施令不少,实际是个传声筒。

不敢闯,就很难得到经验

我15岁上当干部,哪里来的经验,就靠一个“闯”字。

“小卒子不过河永远走直道。”有的人自己不干,专挑别人的毛病。这种人不知道:干,最多是几个指头的毛病,不干是十个指头的毛病,不干就是最大的错误。

“一回生,两回熟,事不过三”,不学不懂,不干不会。你会我不会,距离就在“学”上,差距就在干上。

党要我们当革命的促进派,鼓励我们去闯,只要按照毛主席指的方向走,该闯的就闯。在省里开会,省委领导同志嘱咐我说:“要有这股闯劲,干革命就要闯。”我记住这话,回家来又学了一遍毛主席的《实践论》。今年生产坚决不当小脚女人,坚决把粮食产量搞上去,闯出一条高产的路子来。“天大的事由地大的人去干”,不迈大步闯,就老是不能大大改变面貌。

九、为什么我不讲“人情”?

要公对公,不要私对私

旧说法:“人熟是一宝”、“人熟不讲理”。我们不能闹那一套。不能打着“公”的招牌利用职权,凭人情办事。必须按原则办事,按规定办事。不光不能把公事办成私事,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往公事上想,我们身上只有公没有私——才算大公无私。

我病了,有的同志对我照顾好,我认为他这是一种阶级感情,是对我做政治工作,我感谢他,不一定在私人方面回敬他。要在工作上努力,把工作做好,以工作成绩来报答他,不能“得人一牛,还人一马”。要公对公,不要私对私。

对我好也可能对我歹

有人对你好,不一定就真好,得用阶级分析。1962年,一个人给我送烧饼、送挂面,这是“好事”吧,实际是让我犯错误,是让我给他办事情。我说:“你越给我送东西越不好办,要我不按政策办事,送个金山也不行。”

“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在村里仗凭职权受人家的礼物,送来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场送掉了,礼没有白送的,送礼的人想的是送一个,得十个,受礼的人是没有不上当的。有些人惯爱来这一套,我们要加倍警惕。

我在听话的时候,心里有个底,好话、坏话,要看他的目的,好不能光看对我好,要以对集体、对社会主义好为标准。

不能用私人感情理解阶级感情

我娘病了,稍一好我就去开会,有人说我对娘不孝。

这些年,我工作中遇上困难,资本主义势力斗争我,心里多难过,在爹娘面前没掉过泪,可是见了上级党委,眼泪簌簌地掉,有人对我这种感情不理解。我对他们也不理解,我觉得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日常里,有的人就用私情来理解公情:

比如说:“我这工作好啊!”什么好?是有名有利好,是清闲不累好,还是指的对革命贡献大好?这个“好”字里包括的是什么?我看,什么工作也好,都是为革命而干,就看做好做不好。我们干一行爱一行,不是因为个人的兴趣,是因为它是革命工作。再比如:“你工作干得好,行行出状元”。干工作往好上干,是对革命贡献大,不是为当状元,立志不能立个人的名利志,发奋不能发个人的名利奋,要立革命的大志,立人民的大志,发革命的大奋。

在日常工作中锻炼阶级眼光

人的思想为什么不一样,过去认为这人心眼好、脾气好,认真分析,人的思想意识不在脾气好坏。一个阶级的人,急脾气的,慢脾气的,都能说到一块去。

家庭出身不同,思想上阶级烙印不同,许多社员和家庭里的不和睦,看起来是脾气不对头,实际正像李双双、孙喜旺一样,是两种思想的斗争。


吕玉兰到内蒙古呼和浩特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时,宝日勒岱(站立者右三)等当地女劳模女青年请她签名留念。


十、为什么我一个心眼的突出政治?

政治时时都有,不突出这,就突出那

最近有人说我张口就是政治。拿树旗帜搞样板来说,我们大队现在开展学习“五大傻”运动。其实,样板早就有,不突出社会主义的样板,就突出资本主义思想“小精人”的样板。前几年开小片荒,村里有几个人开得多,个人收得粮食多,就成了一些人“学赶”的对象。

社会上政治真空是没有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风气不浓,走亲串门,街谈巷议,为个人打小算盘的风气就兴起来。在地里干活歇畔,你不学毛主席著作,他就会议论谁吃得好,谁穿得好,谁挣得多。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套马车,一个往东,一个往西,都有赶车的、帮套的,我不把人们往社会主义道上领,就有人坐资本主义车上西去。

抓人抓思想最实际,抓虚不虚,光抓实际不实际

没有强调突出政治以前,我也是习惯于抓实不抓虚,一研究工作就是积多少肥、打多少井、增多少产、植多少树、搞什么副业,不研究人的政治思想。参加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听解放军“红九连”的报告,人家解放军做什么工作先想到人,“办事先管人,管人先管心,管心先知心”,我回来决心照着办以后,很有成效。

什么事都是人干的,人是根本,人的思想是根本。要狠狠抓人的因素,抓活的思想,学会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

如何做思想工作?如何个别谈话?

个别谈话,不要光说人,也叫人家说说自己,要有来有往,互相交心。提高了人家,也提高了自己,这有什么不好的呢?

“话不投机半句多”,说话先挂钩,启发自觉,促使个人思想打架,内因起作用。“一笔画不成龙,一锨挖不成井”。什么病用什么药,急于求成反倒坏事。

抓自己的学习,才能领导群众学习

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教导,要虚心体察情况,这个“体”字,我的领会是反反正正的想。干部常想:“假如我是社员”。下级常想:“假如我是领导”。这样互相体察,上下左右的事就好办了。

我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首先自己抓紧学,一个是起带头作用,一个是体会如何带着阶级感情学,如何带着问题学,读了哪些话在思想上起作用大,然后再研究群众的学习情况。

思想改造是看不到的,不虚心体察是发现不了的,自己抓紧跟“我”斗,才能想出教育别人跟“我”斗的点子。

(新华社1966年6月16日电)

我手头保存着一本《邢台日报》社于1966年7月1日赠送给玉兰的剪报本,上面剪贴着全国报纸刊载《十个为什么?》的各种报样。这篇文章,最先由1966年6月14日《河北日报》用头版的整版篇幅予以发表。6月16日,新华社全文播发。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等中央报刊,以及《南方日报》、《山西日报》、《陕西农民报》等众多的省、地、市报纸,解放军一些军区出版物如南京军区政治部出版的《人民前线》,甚至香港的《大公报》,分别予以转载。不久,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十个为什么?》单行本的小册子,有的还一版再版,十分畅销。一时,《十个为什么?》这篇文章广为流传。


吕玉兰向来自全国各地到东留善固参观学习的人们介绍情况。


“全国各地的来信多极了!”有一次,玉兰在向我谈起《十个为什么?》发表后广大读者雪片般的来信,兴奋地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收到的信装了两麻袋。有的随信寄来了毛主席像章,有的表示向我学习,有的在信中提问题让我解答,有的要上我们村插队落户,还有的向我求爱,等等。有的不用回信,有的需要回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我忙不过来,组织上专门派了两个人,负责办这件事。”

后来,《十个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引起了一场“风波”。杨殿通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文革’开始,想不到《十个为什么?》这篇文章,给吕玉兰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一些人批斗她说:“你这《十个为什么?》上面只有一句毛主席语录,其它都是你说的话,算得上什么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指责她这篇文章是‘你自己说的,还是记者编的?’吕玉兰说:‘我从来不死记毛主席语录,学毛主席著作要学思想,不是学话。”这更把批斗者激怒了,说:‘你的话算什么?’‘你这个学毛著积极分子是假的!’他们要揪出《十个为什么?》的编选者。吕玉兰一口咬定这些话是她说的,是记者记的。批斗者无奈地追究不下去了。”

如今,当人们阅读玉兰的这篇《十个为什么?》时,联系到她所做的事,像当“赔本干部”,甘愿吃苦吃屈吃亏、坚持晚婚等,都反映了她逐步建立起了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就是所谓的“傻子”精神。

在我采访玉兰事迹的过程中,曾有好几位老同志剖析过她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与她事业的关系。他们认为,玉兰这一辈子之所以能干成一番事业,除了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时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客观条件外,主要是她在主观上较早地树立了无私奉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她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和系统的理论,但她是生活中的英雄和强者,在长期的实践中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逐渐积累了许多朴素的但同时又是正确的人生体会。《十个为什么?》一文,鲜明地表现了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反映了那个时代对她的影响。


(来源吕玉兰纪念馆,作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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