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点汉名君
日期:2018-09-17           来源:党史博采


韩纪民

《汉书》亦称《前汉书》,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主要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实。固,字孟坚,后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是《二十四史》“前四史”之一,也是毛泽东终生研读的一部大著作。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唐朝李贤等注。范晔(公元398年~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自成一家之言,记述了上起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6年的史实,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之一。毛泽东喜读《后汉书》,曾写下批注:“《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赞开创,一代雄主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前87年),西汉第六代皇帝,16岁即皇帝位,在位54年之久。毛泽东在其著名词作《沁园春·雪》中,把他与秦始皇并列,称“秦皇汉武”。汉武帝上承“文景之治”,下启“昭宣之治”,在西汉王朝是唯一可与高祖刘邦比肩的帝王,成为典型的中兴之主,开拓之君。

纵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汉武帝不愧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帝王。他在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形成大一统的大中华版图方面,建立了丰功伟绩。在政治上,他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一举消除了诸侯王拥地过多、尾大不掉的隐患,削枝强干,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文化上,他采纳著名大儒董仲舒的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他尊儒术但不废法家,常用酷吏,执法严苛,“外儒内法”的统治术影响了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军事上,他一改高祖刘邦以来对北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及金币笼络,采取主动出击、挫其锐气的战略方针,连续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由卫青、霍去病等一代战将领军,打败了强悍的匈奴骑兵,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占据河西走廊,先后设立朔方、五原、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等郡。他又以军事和外交两手,征服了闵越、南越、东瓯和西南夷,在那里设郡治民,使现今的福建、广东、四川西南等地归于汉朝的有效管理之下。他还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在经济上,他长期实行治水勉农政策,在关中一带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并亲自指挥治理黄河水患。为弥补常年征战带来的财政亏空,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等经济措施,使财政状况有所改善。

◆汉武帝刘彻画像。

但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汉武帝在位长达50余年,期间连年用兵,民众徭役相继,苛税重重;他迷信神仙,重用方士,为求长生不老的“仙药”,大兴土木,兴建宫观楼台,百姓不堪其苦;由于朝廷迷信盛行,酿成“巫蛊之祸”,使朝政元气大伤;喜好到处巡游观瞻,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到汉武帝晚年,大汉王朝已“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此时的汉武帝有所醒悟,终于萌生悔意,发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检讨了自己的种种失误,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即将政策的重点转到减轻人民负担、恢复民力上来。

纵观汉武帝的一生,他对民族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但是在一些传统史家眼里,往往对他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谈论得多,而对他的开疆拓土评价不足,对他英气勃发、横扫宇内的一生缺乏总体的、客观的评价。对此,毛泽东是相当不满的。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各部委工作汇报时,有感而发,又讲到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1957年,他在和新闻界负责人吴冷西谈话时,深刻指出:“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在这里,毛泽东既充分肯定由汉武帝的“雄才大略”造就了“鼎盛之世”,又中肯地指出了他“奢侈”“黩武”、迷信“方士”的错误,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大师一贯倡导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从不以个人好恶,不以成败论英雄。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声讨王莽的罪行,但毛泽东却肯定王莽的均田制,因其代表农民利益。

最能体现毛泽东坚持用“两点论”评价历史人物的事例,莫过于他对“大奸臣”王莽的评价。王莽是西汉灭亡到东汉建立的过渡性人物。他于公元8年篡汉建立新朝,在位16年。班固在《汉书·王莽传》中声讨王莽的罪行:“滔天虐民,穷凶极恶……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据《汉书》记载,王莽为了实现政治野心,以过人的心计、坚忍的意志,韬光养晦,恭敬谦让,沽名钓誉。一旦时机来临,便毫不犹豫地篡汉自立,留下了千古骂名。毛泽东对王莽的政治野心家本质、对他“影帝”级的作秀当然是嗤之以鼻的。但是,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向来不以个人好恶、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知人论世,便常有出人意料的警言,惊世骇俗的评论。1926年,他在广东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等教程。根据学员笔记,毛泽东当时对王莽就有这样的评价:“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王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的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了不得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时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以后地主阶级见王莽所定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取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刘秀卒得胜利,此盖因王莽所代表者农民利益耳。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能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王莽较早注意农民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农民利益,完全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观念,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鄙平庸,守成之君不可取

毛泽东个性刚毅,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早年他便在读书笔记中写道:“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世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泽东这种喜竞争、喜变化、喜开创的独特个性,直接影响了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品评。例如他读《汉书》,对“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汉高祖刘邦,对征伐四方、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青眼有加,评价颇高,但对史家一致首肯的文、景二帝,却与众议相左,评价一般。

◆汉文帝刘恒(前202年—前157年)。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年~前157年),为汉高祖刘邦与簿姬所生,在位23年;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89年~前141年),为汉文帝中子,在位16年。文帝、景帝前后执政近40年,史称“文景之治”。这也是我国封建王朝第一个著名的“盛世”。 汉高祖刘邦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顺民之情、与民休息”的政策,在位7年,百废俱兴,老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文帝、景帝继位后,继续推崇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坚定地执行刘邦制定的既定政策,对内,“轻徭薄赋”“修德省刑”,尽量减轻人民负担;对外,继续实行和亲政策以求边境稳定,即使匈奴背约来犯,亦不发兵深入,以免耗费财力民力,烦苦百姓。文帝、景帝自奉甚严,他们俭省节约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文帝、景帝“无为而治”的结果是,到汉武帝即位时,“太仓之粟溢出仓外,府库之钱年久索断”,呈现一片太平盛世景象。但文帝、景帝在总体上给人的印象又有些循规蹈矩,求稳怕乱,甚至守成多于创新,继承重于发展,在治国的实践上也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对同姓诸侯的坐大过于忍让,节制不力,优柔寡断,导致“七国之乱”的爆发;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治标不治本,苟安于一时,边患时有发生。但传统史家往往只留意文帝、景帝治国成功的一面而大加赞誉,对他们的墨守成规、封闭保守却视而不见。对此,一生力主开拓创新的毛泽东是大不以为然的。

◆《汉书》是毛泽东钟爱一生的一部史书。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及有关领导谈话时,结合他读汉朝的历史,谈到了对文帝、景帝的评价,强调指出:“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同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与胡乔木、吴冷西等人的谈话时又重提他4月10日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的内容,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毛泽东的上述两次谈话,主要是谈《人民日报》的工作,说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进而对汉代的几个皇帝作了一番评论。从毛泽东这些“随机”的评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读史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约束、总能见人所未见,不喜平庸保守、总是鼓励蓬勃进取的伟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

毛泽东读《汉书》,不喜欢平庸守成之君,对“败家”之主的批评更是入木三分。汉元帝刘奭(公元前76年~前33年),西汉第九代皇帝,在位16年。《汉书》记载,刘奭不仅精通文艺,还柔仁好儒。被立为太子后,看到父亲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心里难过,便向父亲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了很不高兴,愤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以后的历史不幸为宣帝所言中,西汉由盛转衰自元帝始。元帝登基后,抛弃了“霸王道杂之”(即“外儒内法”,王道、霸道并用)的治国之术,热衷儒术,以《诗经》和儒学治国,不分良莠,重用儒生和宦官,使得朝政腐败,赋役繁重,社会动荡,加之自然灾害频发,西汉王朝自此走了下坡路。毛泽东在上述1957年4月10日、6月13日两次谈话,均提到了汉元帝,他说:“从元帝开始,(西汉)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意’,优游不断……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前汉自元帝始就每况愈下了。元帝好儒学,摈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太子也’”。 十年后,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又提起这个话题:“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元帝的老子是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到你的手啊!班固说他优柔寡断。”

毛泽东曾颇为幽默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有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难啊?“当皇帝”的不如“拉车”的,真是莫大的讽刺!不要以为这仅是句玩笑。其实这真实地反映出一个经天纬地的伟人对普通劳动者由衷的尊重,和对汉元帝一类无真才实学、仅靠“血统”当皇帝的误国之君的极度鄙夷。汉元帝满腹诗书,但毫无治国经验又听不进不同意见,最终成了西汉王朝衰落的罪人,毛泽东对他的点评发人深省。

评光武,最会用人的皇帝

东汉王朝(后汉)历12帝,延续近200年。1959年5月,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还启发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汉光武帝刘秀。

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本身兼有太学生、贵族、豪强三种身份。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他是唯一的有“太学生”身份的高学历知识分子。公元22年,刘秀与其兄刘縯在宛人李通所谓“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煽动下起兵于舂陵。初时兵力只有七八千人,不得不联合并依附于绿林军。次年刘玄的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公元23年6月,王莽命王邑、王寻率军40余万,企图一举消灭围攻宛城的绿林军主力。但王邑、王寻自恃兵多将广,不听劝告,决定先攻破昆阳,再进攻宛城。当时,昆阳城危若累卵,王邑、王寻“围之数十重,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尘埃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大敌当前,刘秀毫无惧色,他建议由王凤、王常留守城中,自己则亲率十三骑出城调集援兵。不久,刘秀从长陵等地率步、骑17000精兵赴援昆阳,他自将步骑千余与王邑、王寻部鏖战,斩首数十级。汉军士气大振。随后刘秀又以勇士三千人,迂回敌军侧后,偷渡昆水(今河南叶县辉河),向王邑大本营发起猛攻。王邑依旧轻敌,下令各营勒卒自持,不得擅自出兵,自行和王寻率军迎战,王邑兵马陷入困境,王寻战死,诸将未敢出援。昆阳守军见城外汉军取胜,乘势出击。王莽军大乱,纷纷夺路逃命,互相践踏,积尸遍野。此时突然大风飞瓦,暴雨如注,河水暴涨,王莽军万余人涉水被淹死,水为之不流。新朝号称百万大军的主力覆灭于昆阳城下,三辅震动,新莽政权土崩瓦解。更始元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混战之中,新朝覆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昆阳之战”。毛泽东在自己的军事著作中,曾两次引用这个战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为了说明两军交战,弱势的一方,必须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道理,指出:“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论持久战》中,为了说明战争中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乃至最终决定战局的胜败,毛泽东列举了中外战争史上,一系列弱军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而战胜强大对手的典型战例,其中又举出了“新汉昆阳之战”这一战例。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时,对梁武帝名将韦睿批注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把刘秀摆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前头,可见毛泽东对刘秀杰出军事才能的由衷赞许。

毛泽东早年就对刘秀的事迹很感兴趣。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中,便有“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的记载。”1920年12月1日,他在致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信中,又化用刘秀给大将军岑彭信中“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的典故,说明人的欲壑难填。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新闻稿,信手拈来一段史料:“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身于南阳一带。”短短一篇新闻稿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感,阐明了南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突出了我军占领南阳的重大战略意义。

◆《后汉书·光武帝纪》

刘秀早年“性勤于稼穑,而兄伯升好侠养士,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就是说,刘秀早年喜欢种庄稼,其兄刘縯嘲笑他“事田业”胸无大志,有些像高祖刘邦之兄刘仲。而毛泽东对此却非常看重,在刘秀早年勤于稼穑的文字旁特地画上圈圈。《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刘秀“避吏新野”(因其兄伯升宾客杀人,刘秀躲避官府搜捕,避到新野邓晨家中)时,值“南阳荒饥”,“因卖谷于宛”。毛泽东在这里特地把注家李贤,转引自《东观汉记》中的“而上田独收”(独刘秀种田获得丰收)的一句注文,移写过来,用以突出刘秀善于耕田的技术。可见毛泽东看重刘秀的不仅是他书本知识广博,更看重他热爱劳动,重视实践,是种地的好手。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仅有书本知识又爱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是很看不上眼的。有一次他和工作人员聊到《资治通鉴》一书,说道:“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哟。”“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焚书坑儒,以为就可以天下太平了……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毛泽东还有个观点:老粗出人物,“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但对刘秀,他在早年的读书笔记中却给了三个“最”的评价: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还说:人常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刘秀是个例外,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在家读书,安分守己,一旦造反,倒海翻江。轰轰烈烈,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毛泽东称赞大知识分子刘秀文武全才,读书时认真做学问,一旦造反就一反到底,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而这其中是否也有毛泽东自身的影子呢?

点击此处阅读原文

[责编:岳雪侠 侯猛]
0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