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张闻天是“总书记”还是“负总责”?
日期:2018-09-12           来源:党史博采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到底出过哪几位领袖?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那就再简单一点,有哪几个人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职务?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也很复杂。人数并不多,你可以扳着指头一个一个数。但就是没法确定一个数字。要问原因,很复杂,既有政治的,也有历史的,当然,也与党章的规定有关。

其中有一个人,叫张闻天。张闻天算不算我们党的领袖?据我所知,迄今都有争议。那么,他有没有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呢?过去曾经不承认。但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已经为他平反,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和政治地位,当然也就承认他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了。

但他到底担任过什么最高职务呢?是什么头衔呢?直到今天,都没有明确的结论。邓小平说他担任过“总书记”,陈云说他是“负总责”。我们的党史著作没法决定,只能兼顾起来,用一个括弧解决问题:“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

张闻天的职务之困,折射出当年中央领导机构的巨大变动及其复杂性。以往的专家大都是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但我在这里却想另辟蹊径,撇开政治因素和史实辨析,简单梳理一下党章的有关规定以及党的最高领导职务的变化,再从组织规范的角度来看张闻天到底担任的是什么职务。

党的五大时,党的最高领导人称总书记。但是五大之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大革命很快陷于失败,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也随之发生了一连串很大的变动。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离开中央最高领导岗位。此后到六大,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一直空缺。

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组织上,选举出中央临时政治局。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瞿秋白为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

11月9~10日,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罗亦农、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28年2月增加项英,5月增加罗登贤、任弼时。

1928年6~7月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支部、县委、省委、党团均设书记,但有关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的文字却去掉了。仅规定:“中央委员会由其本身委员中选出政治局以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内党的政治工作,并选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为什么去掉总书记一职?原因不详。至于由谁来主持中央工作,职务是什么,党章没有明确规定。

由此,便引出了一个实际问题:党的六大有没有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呢?现有对六大会议的介绍都未作说明。但由曾庆红任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共同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明确记载:“总书记向忠发(1928.7~1930.12)”“总书记向忠发(1931.1~6)”。另外,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编纂了一本《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贺国强任编委会主任,孙英、张柏林、赵洪祝、谷安林等任副主任。我担任编委会副主任并直接负责编纂工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霍海丹具体操作并为此书立下汗马功劳。该书同样明确载明:“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向忠发(1928年7月~1931年6月)”。

由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我们筹备组织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涉及职务问题,都是以这套资料为准的。所以向忠发任总书记一职,除非有其他明确的反对资料,我倾向于可以认定。

六大结束之后,六届一中全会于7月19日召开。由于会议的重要性,布哈林、米夫都出席了。布哈林作了重要讲话。米夫提出了政治局人选名单,并说明以往都是上届中央政治局提出名单,而这次是由共产国际直接提出的。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正式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候补委员是李立三、杨殷、徐锡根。而瞿秋白、张国焘则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7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常委分工,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为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六大之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也由于党内连续出现几次“左”倾错误,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及其成员连带着发生多次变动。

首先是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乃至常委因“犯错误”被解除职务,或者被捕叛变,或者牺牲、去世。所以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多有减少或增补。

1930年9月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0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

1931年1月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改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王明(陈绍禹)进入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王明组成。此后,由于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向根据地和武装斗争,上海政治环境也日益恶化,多位政治局和常委会成员前往根据地工作,中央机构处于不稳定、不健全状态。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与会者合影。左起,前排:项英、凯丰、王明、陈云、刘少奇;后排: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博古、周恩来、毛泽东。

特别是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随即被杀。总书记(中央主要负责人)一职便一直空缺了。据有关资料,从6月到9月,曾由卢福坦主持了一段中央工作(即所谓“代理总书记”)。

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由卢福坦、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任常委。根据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提议,中央工作由秦邦宪负总责。此时到五中全会的中央称为临时中央。

1934年1月15~18日,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改选中央政治局,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中央书记处,也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选举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陈云、王明、张国焘、项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博古仍负总的责任。

1935年1月15~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在云南扎西(今威信)连续召开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的各项任务,并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团结合作。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三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的许多电报,都由“洛毛”或“毛洛”联名发出。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前,张闻天一直是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即负总责的书记。

◆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致的开幕词。

迄今未能确定的是,从秦邦宪到张闻天,他们到底有没有担任过中央总书记?以往人们大都从政治或史实上加以推导分析。但我认为还要从组织程序和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按照组织原则,总书记应该是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而六大前后的“主席”一职只需中央政治局选举或决定。因此,总书记的权威性要高于当时的“主席”。这一点,很多人不清楚,应该注意。

秦邦宪的任职,虽然遭到长期诟病,但他经历了五中全会,而且有共产国际和王明支持,担任总书记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如果共产国际和王明有其他考虑,让秦邦宪只当总负责,而不当正式的总书记,或者当时博古资历太浅,先不当正式的总书记,这也是有可能的。

张闻天稍有不同,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原则来说,并无权力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只能选举像瞿秋白、向忠发那样的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主席。而且,遵义会议事先没有报告共产国际。改变中央主要领导这样的大事,也没有事先报共产国际批准。因此,即使当时推举张闻天担任总书记,至少从组织手续上来说是不完备的。

◆左起:王稼祥、陈云、吴玉章、邓发、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在延安。

鉴于这种原因,陈云到莫斯科去汇报遵义会议情况,仅说张闻天负总责而不是担任了总书记,应该是一种留有余地、合乎情理的选择。如果陈云明确报告共产国际,说我们选举了一位新的总书记。共产国际会作何感想?如果反问一句:“谁让你们改选的?我们批准了吗?你们懂不懂组织原则?”陈云怎么回答?如果共产国际因而恼怒起来,否决遵义会议的决定,事情岂不更糟?

而且,如果由张闻天正式担任党的总书记,那就应该由共产国际批准,并由随后的六届六中全会确认。但到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已经真正崛起,张闻天已经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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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岳雪侠 侯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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