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明:《南下干部研究综述》
日期:2018-08-14           来源: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历史研究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距今已近70年了,但为其做出重大贡献的特殊干部群体——南下干部,却因历史研究和书写的不足,以致在党史和共和国史上渐逐渐湮没无闻。在世间,只有文字才是永恒的。及时针对健在南下干部群体开展口述资料搜集和学术研究,具有抢救历史的重大意义。我们知道,任何学术研究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界同仁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其中,使南下干部研究的学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于2018年第6期刊载了一篇关于南下干部研究的学术综述,现予以转发。感谢《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和作者的授权转载。

南下干部研究综述

何志明

所谓“南下干部”,系指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为了顺利接管广大南方新区而派出的干部队伍。这些以北方人为主的南下干部群体进入新区参加接管与建政工作,不仅保证新旧政权更迭的平稳过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扎根当地,推动了南北融合和文化交流,为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来重要贡献。为此,有论者甚至将“南下”的地位与长征并列,称其“为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干部队伍的‘大迁移’,“是中共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上发生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我们既要记住长征,也要记住南下”。鉴于南下干部的重要地位,自1949年后国内外学界即陆续出现了相关研究成果。那么近50年来的南下干部研究侧重于哪些方面?国内外有哪些代表性的成果?当下的南下干部研究还有哪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试对近50年来国内外对于南下干部的相关研究和资料整理情况做一回顾,并就深化当下的南下干部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国内相关研究


与海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不同,直至近20年来,南下干部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才陆续引起了国内学界和官方的注意,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研究和整理成果。总的说来,它们主要围绕“南下”概念的内涵、南下干部调配及其接管地域分布、接管建政与生活待遇、“进城”后遭遇的困境、农村征粮与土改以及(口述)资料搜集与整理等问题展开。具体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南下”概念的内涵。丁龙嘉认为,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相关历史文献中对于“南下”和“南进”的使用均较为频繁,这两个词并非普通的表达性用语,而是中共使用的含有特定意义的术语,与战略决策的实施相伴随,其确切含义就是从1948年战争形势发生剧变以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四个阶段:渡江南下的决策与筹划、接管沪宁杭、进军东南、中南及其沿海岛屿和接管大西南(包括西藏)。因此,他认为在此之前向南调动干部,例如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不应该被归于“南下”的范畴。对此,王海则提出了商榷意见,他认为中共在三年内战时期经历了战略防御、反攻和决战三个彼此联系、承上启下的阶段,并认为早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派出南下干部了,所以“南下”的概念应该涵盖整个国共内战时期。

(二)南下前的干部动员及其接管地域分布。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共即开始了大规模向东北调遣干部的序幕。随着战局的推移,广大南方新区的干部需求数量极大,为此中共中央从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动员了为数甚多的干部南下。南下干部的接管地域分布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规律可循,即与当时的五大野战军的进军路线相重合。与前文不同,代雅洁则从南下动员过程中的多方良性互动与利益互惠角度出发,分析南下干部动员过程中针对个体差异,借助多种手段,巧妙构建起个体—家庭—政党的多边互动,最终形成南下动员的系列链条,最终为南下战略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其博士学位论文为目前研究南下干部的一篇重要著作,但该文侧重分析他们南下前夕的动员情况,而较少涉及南下后参与接管建政的内容。总之,上述研究着眼于原本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细节,力图进一步丰富“南下”过程中的多重面相。

(三)南下后的接管建政与生活待遇研究。杨奎松考察了南下干部在新区的任职情况,1950年代中共通过军事占领的方式,选派大量“南下干部”接管新区的党政军大权,呈现了南方县级以上干部“北方化”的特点,并有效地建构起党在新区的威权地位。该文主要从宏观层面对南下干部在新区的任职情况进行了总体性考察。实际上,在县一级政权接管初期,其干部队伍呈现南下、地下党、民主人士干部以及旧职员等“拼盘式”的结构。在接管过程中南下干部担任了县区级以上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职务,绝大多数作为外地人的他们,在这个接管过程中与其他各方干部进行了一个互动磨合的过程。笔者以一个县为个案,探讨南下干部在县级政权接管后,在处理这种磨合问题的同时,完成了自身的地方性适应。与接管建政紧密相关的是新区的剿匪工作,代雅洁通过对福建、湖南和贵州三省的华北南下干部为研究对象,探讨新政权嵌入到南方新区基层社会的全过程。

南下干部的生活待遇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杨奎松对新中国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即从供给制到薪金制的演变进行了整体性考察,认为沿用供给制和后来改为薪金制,都与时局变化直接相关。然而,在南下干部沿袭供给制的同时,民主人士干部和旧职员则继续实行薪金制,这个政策是由当时的特殊时代环境所决定,但却引起了南下干部对于后者“搞特殊化”的议论。笔者以川北区为例,认为这种问题的产生,缘自南下干部和民主人士干部(旧人员)各自所处的境遇不同。因供给制仅针对干部本人,不包括其家属,前者南下并未携带家属,而后者却有家人需要薪金制维持生计,两者进而围绕待遇问题出现分歧。

(四)南下干部主导下的农村征粮与土改研究。新区接管建政之初即面临着征粮、剿匪与土改的任务。这些都是在南下干部的主导下完成。王海光以贵州为研究对象,注意到南下干部在领导该省的征粮过程中遭遇反抗,即出现“专打山东人”口号。无论是征粮、减租退押还是此后的土地改革,这些南下干部在北方老区都有所经历并积累了相关经验。在新区接管建政伊始,他们即将这种经验移植到新区并出现了一些问题。王超然通过对国共两党在1935年至1952年治理四川基层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南下干部入川后遭遇到地域文化冲突和“征粮”过程中对于北方工作方法的“路径依赖”问题。而在川西区的减租退押运动中,这些来自山西的南下干部有的表现为盲目乐观,有的则担心北方工作时期“左”或右倾错误的重演故而踟蹰不前,都是使退押偏离既定轨道的重要因素。南下与本地干部在工作方式、策略等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分歧,导致新中国初期一些省份出现“反地方主义”事件,即为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围绕土改问题出现争论的典型案例。莫宏伟通过对广东省土改的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该书的主要侧重点在于土改本身,而对广东等地的南下干部群体涉及不多。

(五)移民文化视角下的南下干部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数众多的北方干部随军南下,具有鲜明的军事与政治“移民”性质。以接管大西南为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成员均为非西南籍,并在参加该地区的接管建政后扎根该地。作为一个特殊的移民团体,他们在西南地区的工作与生活需要经历一个逐步调适的过程。何瑛等从移民文化的角度,分析以江南地域文化为主要背景的西南服务团成员进入大西南后,特别面对当地自身文化特质而出现的“变”与“不变”。作者认为,西南服务团文化是由地域传统与革命精神二元构成,在接管重庆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不断与重庆地域文化相碰撞与渗透,在给重庆增添活力并丰富其文化内涵的同时,最终融入当代重庆文化。

(六)南下干部的历史功绩与南下精神的时代价值研究。山东是南下干部输出大省。为了纪念山东南下干部的历史贡献,2012年6月28日至29日,山东省档案馆举行了一次“南下干部历史贡献理论研讨会”,这是由政府部门主办针对南下干部开展专题研讨的首次学术会议,论文被结集出版。与会者主要从南下干部在新解放区的接管建政、稳定社会局势、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出的历史贡献进行了探讨,并强调南下取得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意义。该论文集收录了不少南下干部本人的回忆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重要群体,南下干部抛弃妻子和舍弃家庭南下并扎根当地,实现了自身“北方人”到“南方人”的转型,对这个群体及其精神展开研究自然具有时代意义。丁龙嘉从南下干部主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建设、城市管理和城乡关系以及执政党建设三个层面入手,提出研究南下干部“在新解放的江南广大地区执政中经受住商品—市场经济考验的历史实践”这一问题。与丁文不同,唐传嘉则更为强调南下干部代表的时代精神对当下的现实启示。他指出南下是中国历史转折时期的重要事件,新形势下继续弘扬南下干部的时代精神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七)南下干部(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党史部门对于南下干部资收集与整理工作也在陆续展开。例如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辑的两册《1949:山西干部南下实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山东省档案局编辑的《山东干部南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了三卷本的《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内部编印,2006年),这些成果搜集了大量山西和山东南下干部的相关文件、回忆文章乃至干部名录等,是研究南下干部的重要资料。山东省菏泽市政协对该市南下干部接管江西、贵州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出版了五卷本的《冀鲁豫边区干部南下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分为“综合卷”、“回忆录”、“人物卷”、“名录卷”,是笔者迄今为止所见最为全面的地区性资料整理成果。此外,其他不少省份也出版了相关资料,例如文史资料,个人日记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除官方出版相关资料外,民间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南下干部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成果。例如为了纪念晋绥南下干部入川,四川省山西商会主编了一本《南下四川》(内部编印,2011年)的纪念文集,搜集了大量晋绥南下干部的回忆文章。为了纪念西北南下工作团入川50周年和6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在蓉文艺老战士联合会分别编辑出版了《挺进大西南》(内部编印,1999年)和《经世巨变——回首六十年》(内部编印,2009年)纪念文集,其中收录了大量晋绥南下干部的相关文件和回忆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南下干部已经离世,健在者身体状况逐渐不容乐观,针对南下干部的口述史料搜集与整理刻不容缓。南京大学于2013年启动针对针对原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中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校友开展口述访谈,并初步搜集了45万字的原始记录,其中还包括一些影音和实物资料,访谈内容涉及西南区的征粮、剿匪和土改等重要问题。为了记录西南服务团从南京到接管重庆的历史史实,张卫、冉启虎在《重庆晚报》的支持下,沿着前者的行军路线沿途调查,并访谈了数以百计的老干部,进而形成了报告文学作品《解放重庆》,其中针对原西南服务团成员的口述访谈,值得研究者关注。

以上即是国内学界对于南下干部研究和资料整理情况的大致介绍。总体而言,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南下干部问题存在重资料整理,轻学术研究的总体趋向,较少出现针对南下干部本身的专题性研究。可见,南下干部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而相形之下,国外学界涉及这一问题较之国内却早得多。


二、海外相关研究


出于冷战格局影响,1949年后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西方学界饶有兴趣的研究对象,并产生了为数可观的学术成果。尽管其中一些论著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或者理论预设特征,但仍不应为国内学界所忽视。可以说,改革开放前后国外学界对于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研究已经涌现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及论题主旨,在此仅介绍国外学界关于南下干部的研究情况。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南下干部的动员及其南下后遭遇的文化冲突。据笔者所知,西方学界目前对于南下干部(Southbound Cadres)的专题研究,应以高铮(James Z. Gao)为代表。他在《共产主义者接管杭州——城市与干部的转型(1949-1954)》一书中,对来自鲁中南区接管杭州的南下干部群体予以研究。该书从革命荣誉感等角度分析了鲁中南区干部的南下动员,同时,他注意到了这些来自山东农村的南下干部群体进城后遭遇的语言、服饰以及饮食文化冲突,特别是对于城市管理工作的陌生等,都使其存在自卑心理。他运用文化与政治变革的概念分析框架,探究了南下干部与杭州民众之间的文化互动以及南下干部逐步转变为“杭州的同志”的全过程。方言差异是南下干部进入新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曾一度制约其工作效能。为此,鲍大可(A.Doak Barnett)也注意到了福建南下干部在当地遇到的语言困境以及文化冲突。

(二)南下干部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日本学者田原史起对接管江西、福建的东北南下干部予以专题研究。他以地方精英成长为视角,探讨南下干部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南下干部逐步让位于地方干部的过程作了较长时段的考察。傅高义(Ezra F. Vogel)以广东的“反地方主义”为研究对象,分析南下与本地干部围绕土改问题出现的争论。他指出,广州的“反地方主义”斗争不是在广州与北京之间,而是广州的华南分局和武汉的中南局之间,“北方人在武汉的领导下被派往广东,实际上在广州的争执是广州干部和由武汉派往广州的外地人之间的争执”,由于南下干部中较多为来自北方的年轻知识分子,因此出身华南游击队的本地干部认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斗争的考验”,并讥讽其为“坐火车下来的”。他们在土改中的争论以及此后土改进程的大大加快,实际反映了南下干部进入华南地方社会后面临的冲突与调适。然而与傅高义强调南下干部不折不扣执行中央命令不同,符根汉(Victor C.Falkenheim)通过对福建的省级干部进行了专文探讨,认为面对中央权威,这些南下干部依然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对中央政令进行修正。这些研究无论是在视角还是观点方面,较之以往都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

(三)南下干部的待遇。与国内学界一样,新中国初期的干部待遇问题亦是西方学界注意的内容。傅高义从干部队伍的“正规化”(Regularisation)入手,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干部队伍从革命者向行政官员的转型过程,同时特别注意到干部的待遇问题。他认为,由于新中国初期通货膨胀现象严重,新政权针对干部不同的类别采取了不同的待遇制度。例如民主人士干部和旧职员采用薪金制,而南下干部则沿用供给制。这使一些(南下)干部的薪酬反而不如专业技能工人,但1955年根据干部级别制定的等级工资制度有效地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而且随着南下干部陆续组建家庭,供给制即难以与客观情况相适应,截止1955年,几乎三分之二的南下干部均采用了薪金制。他认为,薪金制的最终全面推行,与当年新政权通过发行币值坚挺的新货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直接相关。可见,与国内相关研究不同,傅高义主要是从经济动因入手,探讨南下干部的待遇从供给制转向薪金制的变化过程。

(四)南下干部与城市接管研究。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后即逐步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但随着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的节节败退,进入并管理城市成为中共面临的重要课题。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南下干部对于接收与管理城市并不熟悉。除了高铮对于南下干部接管杭州的专题研究外,一些西方学者亦在其论著中涉及这一问题。南下干部对于城市管理工作的隔膜,导致在接管之初一度出现混乱。据施坚雅(Skinner)观察,这些来自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南下干部接管成都时,南下干部曾一度禁止人力车,在引发人力车夫的抗议后不得不做出让步并允许其恢复经营。魏菲德(Wakeman Jr, F.E.)以新旧政权更迭时期的上海警政为研究对象,注意到了接管上海警察机构的山东南下干部,这些人在上海被称为“三八式”干部(因他们中不少人为1938年参加革命,且扛过三八式长枪)。柯英茂(Ying-mao Kau)在对新中国初期武汉市政治精英的背景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担任各部门主要领导职务且在解放战争前参加革命的南下干部的比例达58%,这使那些拥有专门技术的基层精英群体(科学研究者和技术人员)的上升路径变得较为狭窄。这些论著尽管触及到接管城市的南下干部问题,但侧重分析中共城市接管政策与机构本身,而对“人”为中心的接管历史还原不足。

(五)南下干部的职务升迁。傅高义对中共的干部队伍从革命者到行政官员之间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新中国初期干部队伍中的长征干部、延安干部、解放干部、起义人员和旧职员的不同划分,决定了他们各自的不同级别和升迁预期,例如“各级党政一把手必须具有较长的革命历史”。与傅高义的观点相似,李宏运(Hong Yung Lee)认为,“年”、“德”和“才”是中共在新中国初期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而“年”即资历又居于三者的首位。前两者都是从宏观层面论述南下干部的职务分配,缺乏具体个案的时段考察。田原始起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他通过对接管江西的南下干部的升迁状况进行长时段统计后指出,较之同时期的本地干部,前者往往更易被提拔至上一级领导岗位。尽管他们在县级政权中逐步让位给本地干部,但仍然保证了对该地的持续影响力。

总的说来,国外学界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主要存在集权(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权构建(State-building)和精英主义(Elitism)三种范式。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成功,与其党内干部(精英)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政治精英历来是国外学界的重要研究内容,在中共干部研究中,自然强调对于精英视角的运用。从范式转换的视角来看,近十年来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趋向多元主义,更为关注政治制度、央地关系、基层精英及其流动等问题,尤其从高层政治精英研究向基层精英研究的转向。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著名社会政治学家施伯乐(Robert A.Scalapino)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的论文集,该书从精英研究概述、高(低)层精英、功能领域的精英、政治压力下的精英以及精英研究资料五个层面探讨新中国的精英群体(研究)。该书在“地方精英”部分收录了张伯伦(Heath Chamberlain)一文,该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三个城市(天津、上海和广州)的领导群体与组织机构的比较分析入手,探讨共和国城市工作政策的演进。但张伯伦并未注意接收这三个城市的南下(外来)干部身份,以及这种身份的群体气质与城市政权运作实际效能之间的关系。可见,就西方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无论是高层还是基层政治精英研究,涉及到南下干部这一特殊精英群体的研究仍然不多,除专题著作(如高铮)外,基本都是从城市接管和机构运行研究过程中附带提及,极少展开专题分析。


三、几点展望


综上所述,无论是学术价值、现实意义还是既有研究状况而言,南下干部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开拓空间。近年来国内学界在党史研究中纠正了以往“重制度轻运作”的偏向,但与此同时却出现“重组织轻人事”的不足。在强调“组织运作”的同时,“组织”背后的“人”则在这个过程中被忽略了。中国共产党素以铁的纪律著称,因此组织运作“强而有力”往往成为不自觉地成为研究者的“情景预设”,而负责实现这个运作过程的干部群体则在研究成果中反而难觅身影。这些干部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所思所感、所行所止,以及为此做出的纠结、抉择和牺牲,却往往被淡化为诸如“纪律”、“服从”等抽象词汇而一笔带过。因此,若关注组织运作背后的“人”(干部乃至积极分子),则可进一步丰富当下的中共党史研究。依笔者所见,大致可从这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政治文化视野下的南下干部研究。20世纪80年代海外学界开始纠正以往的宏观政治史取向,转而提倡对中共根据地展开微观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同时也存在宏观政治史和微观社会史、地域社会史和革命史研究之间对接滞后等不足。例如过度强调地域史、社会史的微观考察,强调日常生活历史研究的同时,忽视了还原其在革命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此,应星建议,应“带着总体史的眼光有选择地进入地方史研究,将政治史与社会史及思想史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效果”。根据他的定义,“政治文化”由“阶级政治、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三部分组成,而中共的干部群体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的重要内容。南下干部的出现与当时国内政治大环境变动密切相关,他们奉命前往南方参加接管建政,从中心的省会城市到基层的县区级政权,均活跃着南下干部们忙碌的身影。以北方人为主的他们,带着中央的总体接管建政蓝图进入地方社会,与后者究竟出现了怎样的互动,产生了怎样的历史效果,均值得进一步分析。作为政治文化重要内容的民主集中制,可以透过南下干部群体实现社会史与革命史的勾连。因此,将南下干部置于政治文化视野研究之下,兼具宏观与微观,进而跨越地域社会史和革命史之间的沟壑,有利于将该研究引向深入。

其次,“南方”形象的解构与重构。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南下”是一个官方主导、庞大而系统的人口迁徙行为。这些以北方人为主的南下干部背井离乡前往陌生的南方,绝非简单地“革命觉悟”所能一语以蔽之,而需要党组织耐心而细致的动员工作。对于很多未曾前往的北方人而言,他们对于“南方”的认识较为隔膜甚至存在误区,进而建构了一个负面“南方”形象。例如在鲁中南区,大多数民众对于江南的认识并非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是“潮湿的气候、难懂的方言、难以下咽的食物以及当地人歧视山东农村人”,“南方多毒蛇”的传言更是令很多从未见过蛇的鲁中南干部民众感到恐惧。在西北,一些陕西干部认为西南“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产生“怕瘴气,怕水土不服”的畏惧心理。因为被抽调南下的干部文化层次总体较低,这种关于“南方”的负面形象很大程度上令他们对南下踟蹰不前。那么,在实际动员过程中,这种关于南方的负面形象是如何被解构并被重新建构的?分析这个解构与重构过程的意义在于,突破宏大叙事中“动员——南下”模式自身的粗线条描述,通过历史细部反观中共作为动员型政党的成功之道。

为了解构南下干部对于“南方”的负面认识,中共通过宣传动员工作,为他们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南方”形象。例如山西在动员干部南下入川时,宣传“进大城,住洋房”,“四川是天府之国”,“金黄的桔子,满山都是,打下来的粮食吃不完,到处是竹林,梯田”。等。这种对南方的美好期待,是鼓舞他们南下的重要因素。然而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抵达目的地后,发现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使他们重构了南下前夕建立起来的“南方”形象。例如一些南下干部被分配到川东北的山区县份后,面对该地艰苦的条件,表现出了明显的失望消极情绪。据通江县委报告,这些南下干部到来后,发现该地“山高路远,困难重重”,与之前宣传的“天府之国”存在明显的距离,使他们无形之中就产生了怨言,并在行至半山腰时揶揄道:“好我那天府之国呀,就这样高的山,山西确实找不到这样好的县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南方”形象再次被重构,甚至一些人还产生了退出心理。然而尽管存在个别退出者,绝大多数南下干部都重构“南方”形象并坚持扎根当地,在经过近三十年的融合后,顺利完成了自身的地方性适应过程。那么,“南方”形象的重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考察这个变化过程,可以从干部群体心理的角度折射出新中国建设历程的多重面相。

再次,南下干部接管县级政权研究。除接管中心城市外,广大县级政权是南下干部接管的主要对象。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新中国初期的城市接管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市,例如天津、杭州、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较少涉及对于县一级政权的接管。事实上,由于中心城市数量有限,绝大多数南下干部都被派往县城参加县区级政权的接管。尽管中共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做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的决定,但在广大南方地区,由于面临急迫的征粮任务,农村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是新政权的工作重心。例如在湖南,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黄克诚认为,鉴于该省农村人口占90%之多,且承担着支援华南、西南解放的大军,军粮与运输负担沉重以及湖南农村土匪较多的客观实际,决定“在开头一段时期内,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他的这个看法亦得到了华中局(后改为中南局)的支持。

可见,县级政权的接管,关系着整个新区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其意义不言而喻。中心城市接管后的首要任务即是稳定秩序和恢复工商业,但对于广大县级政权而言,稳定县城秩序和恢复工商业固然是其首要任务,但当务之急是征收1949年的公粮。较之中心城市,县级政权接管面临的任务更多地侧重于农村,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这个过程中,南下干部自然会将在北方农村积累的工作经验(教训)沿袭到南方,其中的“变”与“不变”,值得研究者关注。

第四,南下干部的口述(民间)文献搜集与整理。“南下”距今已近70年,随着时间的飞逝,不少南下干部或已离开人世,或因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导致记忆模糊和语言表达能力退化。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南下干部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针对他们的口述史料搜集与整理刻不容缓。这是笔者在开展入川晋绥南下干部口述访谈时的深切体会。鉴于时间的紧迫性,这种访谈已然具有抢救历史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除少数高校和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外,对于南下干部的口述资料搜集至今没有引起官方与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同时,口述史料的运用将有效补充档案文献资料的不足,使研究对象更为生动与具体。除口述史料搜集外,南下干部私人保存的工作笔记、日记和信函等民间文献,同样是研究者应该注意搜集的重要史料。从来源而言,这些出自南下干部本人之口(手)的文献资料,进一步拉近了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距离,将其与官方档案文献互证,无论是从真实性还是生动性来说,都使当下的南下干部研究具有更大的开拓空间。



此次“南下”是官方主导下的一次庞大而系统的人口迁徙行为。据估算,数百万军队、随军南下的十几万干部及随后南迁的大批干部子女,在短短数年内,“北方南下人员达到近千万人之多。这几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的浪潮。它对新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之大,亦可想而知。”对于“南下”的意义,有人甚至认为,若将长征比喻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那么新中国前夕的大规模干部南下则是“判决书”、“收割机”和“铺路石”。作为新中国初期南方接管建政的关键群体,南下干部研究具有自身独特的学术价值,研究者藉此可从“人”的角度分析此时期新区的政权建设,从而弥补现有研究中“重组织轻人事”的不足,进而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可见,南下干部研究无论是从时代意义还是学术价值而言,都应该在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占据重要一席之地,亟待学界诸君深耕细作,为党史研究的繁荣兴盛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本文注释:


1、《牢记南下功勋弘扬南下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南下干部历史贡献理论研讨会综述》,《山东档案》,2012年第3期。

2、目前学界已出现了一篇关于南下干部研究的学术综述,但仍有一些重要论著未能涉及,尤其缺少国外相关研究状况的介绍。参见刘立振:《南下干部研究述评》,《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3、丁龙嘉:《论“南下”与“南下干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及当代价值》,《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期。

4、王海:《“南下”与“南下干部”历史起点问题的再思考——与丁龙嘉教授商榷》,《德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5、何志明:《论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干部调配(1946-1949)》,北京大学社会与历史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地域秩序与社会变迁》,内部编印,2016年,第333-359页。

6、代雅洁:《南下动员中系列链条的生成——以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7年第2期。

7、代雅洁:《流动的革命: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研究(1948-195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8、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兼谈1950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韩钢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45页。

9、何志明:《新中国初期政权建设中的基层干部研究:以川北通江县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016年。

10、代雅洁:《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剿匪工作研究——以福建、湖南、贵州为例》,《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

11、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2、何志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新区的干部培养及其群体发展趋向——以川北区为考察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0期。

13、王海光:《贵州接管初期征收一九四九年公粮问题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4、王超然:《国共治理四川基层之比较(1935-1952)》,博士学位论文,“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第108页,第109页。

15、何志明,郑超:《制法·执法·违法:1950年代初期川西减租退押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史林》,2015年第5期。

16、莫宏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土地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2-213页。

17、何瑛,邓晓:《重庆西南服务团移民及文化研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8、唐传喜主编:《共和国永远铭记:南下干部贡献历史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泰山出版社,2012年。

19、唐传嘉:《南下战略与南下干部历史贡献:兼论弘扬南下精神的时代意义》,《理论学刊》,2012第8期。

20、四川省山西商会编:《南下四川》,内部编印,2012年。

21、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历史计划工作组:《1949-1952年:红色政权在云南的建立与巩固(上)——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校友口述“西南服务团”历史》,《江淮文史》,2014年第2期;《1949-1952年:红色政权在云南的建立与巩固(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校友口述“西南服务团”历史》,《江淮文史》,2014年第3期。

22、张卫,冉启虎:《解放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

23、为了推动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1960年,由美国著名中国史专家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 R.)担任首届主编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创刊,该刊登载了为数可观的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专题论文,使该刊成为西方学界著名的中国研究阵地。参见巫云仙:《从〈中国季刊〉看西方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24、JamesZ.Gao,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25、 A.Doak Barnett,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32-133.

26、(日)田原史起:《新解放区县级政权的形成——南下干部与地方社会之互动分析》,收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2-214页。

27、Ezra F. Vogel, “Land Reform in Kwangtung 1951-1953: 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ism”,The China Quarterly, No.38, 1969, p.29, p.30.(美)傅高义(Ezra F.Vogel),高申鹏译:《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28、Victor C.Falkenheim, “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Fukien: 1949-66”, Robert A. Scalapino, eds.,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244.

29、Ezra F. Vogel, “From Revolutionary to Semi-Bureaucrat: The ‘Regularisation’ of Cadres”,The China Quarterly, No.29, 1967,p.43, pp.49-50.

30、G.William Skinner, “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the Chengtu Plain”,Pacific Affairs, Vol.24, No.1, 1950, p.74.施坚雅此时正在成都平原从事田野调查。

31、(美)魏斐德(Wakeman Jr, F.E.)著,梁禾译:《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7-108页。

32、Ying-mao Kau, “The Urban Bureancratic Elite in Comminist China: A Case Study of Wuhan, 1949-1965”, in Barnett, eds.,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 in Ac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pp.216-267.

33、Ezra F. Vogel, “From Revolutionary to Semi-Bureaucrat: The ‘Regularisation’ of Cadres”,The China Quarterly, 1967, No.29, p.43.

34、Hong Yung Lee,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52.

35、(日)田原史起:《新解放区县级政权的形成——南下干部与地方社会之互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2-214页。

36、倪星,原超:《从二元到多元:海外中国政治精英研究述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7、尽管他在前言中表示希望通过该文展现“精英分析路径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潜在价值”,但在论述过程中对于“人”的讨论较少,依然是将其作为机构运行的附着物来对待。参见Heath Chamberlain,“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China: A Study of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ree Cities, 1949-1953”,Robert A.Scalapino, eds.,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246.

38、具体参见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总第68期。

39、应星:《“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视野的拓展》,《社会》,2016年第4期。

40、据杨奎松统计,参与南下的干部、军队及其家属的总人数达到千万之众。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兼谈1950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韩钢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一),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41、刘秉荣:《建国后的贺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4-5页,第5页。

42、据杨敏之(南下干部,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回忆,当他们在河南接到接管湖南的命令后,当听到关于湖南的传闻,例如“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既顽固又残忍,他们惯打‘出头鸟’”以及“湖南土匪多如牛毛,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进而给他们“编织了一个酷热、野蛮、残忍、恐怖的世界”,有的人被吓住了,“几天的时间里,我们这个队就走了四五个人”。杨敏之:《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页。

43、阎成恩:《进川日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九一九部队政治部编:《胜利的战斗》,内部编印,1962年,第287页。

44、《(通江县)组织工作报告(草案)》(1950年7月6日),达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21-1-1。

45、在川西温江专区,不少南下干部因“文化低,能力弱”且“在工作中说话老乡听不懂”,进而产生严重的悲观心理,“要求回华北工作”;据南京市委报告,接管南京的干部“多因对城市工作无经验、无信心,有些要回华北,有些表示苦闷”。《温江分区干部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底),成都市档案馆藏,档案号:177-8-3;《南京市委组织部综合报告》(1949年7月9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陈修良工作笔记:1945-1951》,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77页。

46、一个参加湖南祁阳县接管工作的南下干部,因不适应南方冬天的阴冷,在多次向县委提出辞职回家未果后,径直返回北方老家,走时还带了一袋生姜,“想回去以种生姜为生”,哪知生姜不适宜在北方种植,“种下的生姜全部烂在地里”,于是他在当地就有了“姜够本”的绰号。杨敏之:《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第68页。

47、1980年5月,叶剑英返回南下干部较多的家乡梅县地区,发现这些南下干部大都会讲梅县方言。叶剑英:《广东省工作报告》(1980年6月27日),《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9页。

48、《黄克诚传》编写组:《黄克诚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331页,第332页。

49、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德英教授目前正主持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述史访谈计划,并组织学生联系重大事件亲历者进行访谈,涉及内容广泛,形成了大量录音、录像和文字资料,收藏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口述史实验室,这些口述访谈资料亦有涉及南下干部的内容。

50、杨敏之认为,“如果说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那么1949年的南下则是判决书,宣判了蒋家王朝的灭亡;是收割机,收获了由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鲜血浇灌的胜利果实;也是铺路石,铺垫了南方建设新社会的基础”。杨敏之:《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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