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墨家思想的继承和弘扬
日期:2018-02-05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郑林华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够真正认识到“尚贤者,政之本也”,为培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尚贤者,政之本也”这句古语,出自《墨子·尚贤上》,意思是说:崇尚贤能、推崇贤才、任用贤才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所在。

墨家思想的精华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在尚未执政之前,毛泽东等领导人更是一再推崇墨子。

墨子是替下层人民说话的思想家,其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尚贤、尚同、非命等主张,曾经风靡一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墨学兴盛时期足以与儒学相抗衡,由于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打压,墨学长期衰落,直到晚清西学东渐,国人才重新认识到墨学的价值,于是纷纷主张“墨学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墨学复兴达到高潮。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在1922年形容道:“就目下形势而论,墨子学说之传播力,乃正如日出东方,光焰万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观矣。”胡适直到1925年还如此描述:“现在大家喜欢谈《墨子》,墨学几乎成了一种时髦风尚。”这种思潮无疑会影响到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很多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将墨学与马列主义融通,并且躬身践行墨家精神。

毛泽东: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1939年2月,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很有专业学术水准的信。当时,陈伯达刚刚写出《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以极大兴趣读完这篇3.6万字长文后,在信中对陈研究墨子称赞有加:“《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他还觉得陈伯达的文章标题平常,不足以体现对墨子的高度评价,建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墨子的态度。

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他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动者不得食”等于是墨家的信条“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现代表述,而推崇大禹也是推崇墨家思想的表现,因为大禹正是墨家理想中的圣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大力倡导墨子之道,是因为墨家许多观点、做派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不谋而合,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实,毛泽东对墨家思想的推崇并非延安时期才有,他在早年就已经不自觉地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他幼年起就爱看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比如《水浒传》等。直到1936年,他仍饶有兴趣地告诉斯诺:

“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后世农民反抗,提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一类的口号,成立宗教色彩的组织,很有当初墨家思想的痕迹。”因此,在反映浓厚墨家思想的《水浒传》等小说影响下,毛泽东早年就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墨家思想的熏陶。少年毛泽东除喜欢阅读有关农民造反的小说外,还特别同情农民,甚至很同情因为饥荒而造反的农民,而且将哥老会中一个被官府处决的农民领袖彭铁匠视为英雄,这表明他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这一点与讲究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墨家思想也是一致的。从生活习性也可以窥见个人思想倾向之一斑,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始终保持农民的生活习惯,非常艰苦朴素,这也是墨家精神的体现。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所接受的知识和观点对他后来的政治思想影响很大。青年毛泽东的人格理想,“除儒家及其心性之学外,还有两个明显的思想渊源。一个是墨家,一个是明末清初的经世之学”(陈晋语)。毛泽东出身农民,来自底层,“如果说他对大本大源和圣贤仁人的追求,是明显接受了颇有士大夫气的传统儒家英雄主义人格理想的影响,那么,当他进一步摸索立志、修身做圣贤的具体途径的时候,重劳动、讲勤苦、求实效的下层社会的观念、习俗,自自然然地成为他的人生信念,影响他的人格理想,从而带有浓厚的墨家色彩”。对此,陈晋称之为“引儒入墨”或者“以墨填儒”。

谭嗣同作为近代著名湘籍维新志士,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巨大,而谭也非常崇拜墨子。其自述有谓:“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谭嗣同自愿为变法流血牺牲,真正践行了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宗旨。

青年毛泽东主张圣贤救世说,并且将墨子看成救世的圣贤。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批注道:“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牟尼)、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在他的《讲堂录》中也有与墨家尚力主张类似的笔记:“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渊薮也。”

毛泽东这些思想与五四时期知识界出现的“尊劳主义”“劳作神圣”等思潮非常一致,而“劳作神圣”等思潮的出现,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则是学界推崇墨学的结果和表现。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为了反对当时被视为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激烈反对儒学、曾经与儒学相抗衡的墨学作为批判儒学的武器,并且以西学视角重新诠释墨学,极力加以推崇。梁启超、胡适就是这方面的先驱和代表。

作为青年毛泽东偶像的梁启超、胡适对墨学极为推崇。梁自称是“极为崇拜墨子的人”,“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他醉心墨学,因《墨子》中有“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故自号“任公”。胡适也说:“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毛泽东在北大期间曾经听过胡适演讲墨子哲学。青年毛泽东以梁、胡为偶像,就不可能不受到他们推崇墨学的影响。

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不论寒暑都坚持冷水浴,还与萧子升故意不带分文,进行一次斯巴达式的行走和农村调查,另外一次类似的农村调查则是与蔡和森同行。这种“以自苦为极”的实践精神,正是墨家一贯提倡的。“显然,青年毛泽东对墨家的阶级出身、生活作风,行为方式,有着深深的共鸣。”毛泽东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他和蔡和森所组织的新民学会,从其对学会成员的各种规定看,更像是带有墨家性质的学团。

毛、蔡二人自同在一师求学时即引为知己,同气相求,“对于友辈和森最称道者为毛主席”,而毛泽东对蔡和森也非常敬佩:“那时,毛主席很佩服和森,其思想受和森影响甚大。”1918年至1919年前后,“和森只云他本人信仰共产主义及信赖俄人,但尚未云毛主席也信共产及俄人,只云毛主席也崇拜墨子”。当然,毛泽东后来也成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推崇墨子,直到延安时期他仍然认为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蔡和森:列宁与墨子理想相近

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文化特色是尊崇墨学、打压儒学,由五四新文化哺育出来的新青年,往往尊墨非孔。蔡和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杨昌济订阅了几份《新青年》,分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蔡和森对每一期都反复阅读,还经常和毛泽东、邓中夏等讨论《新青年》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赞同《新青年》对孔子思想的抨击,而对墨子的学说产生了强烈兴趣。

蔡和森极为推崇墨子。墨家团体所具有的显著特点,诸如刻苦生活、自我牺牲、纪律严格、言行一致、分财互助等,几乎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从传统文化角度看,也极像一位言必信、行必果、苦行救世的墨者。

1918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一封谈论手段与目的的信件中提出:“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此时蔡和森的思想已经在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但他本能地把墨家思想和列宁学说相提并论。1918年底和1919年初,他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上仍然大讲墨学。唐铎的回忆让今人得以窥见蔡和森讲解墨学的许多细节:

蔡和森带了许多有关墨子的书,滔滔不绝地给预备班同学讲解,还教他们怎么阅读。他很尊重墨子而不尊重孔子。起初,这种态度让同学们很惊奇,因为他们过去上学都是读孔夫子的书,还要拜孔子牌位,给孔子烧香磕头,很多人是非常尊重孔子的。后来,他讲得多了,同学们这才明白为什么要敬重墨子,于是就连那些尊重孔子的同学对墨子也肃然起敬了。

蔡和森经常给预备班同学讲墨子的故事。他说墨子为了阻止楚国进攻宋国,曾经一连奔跑十个昼夜,脚都磨破了,就把上衣撕破了包在脚上,继续赶路,终于跑到楚国,说服了公输班,说服了楚王,使楚宋两国老百姓避免了一场互相残杀。他还说,墨子不仅是科学家、工程家,而且还是一位肯于苦身劳神而又求实的思想家,总是布衣粗食,生活得十分俭朴,并能自动自愿地为天下之人做好事。他认为墨子的一生苦行俭朴,以苦为荣,值得效法。

蔡和森向同学介绍说,墨子主张替天下人兴利除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墨子认为必须坚持“择务而从事”的精神,做什么事都要选择最要紧的先做,要讲求实际,不要死守旧规矩,不要专讲形式。墨子不赞成孔子那套麻烦的礼节和繁琐的埋葬仪式,而主张一切都要从简。

蔡和森还给预备班同学讲解说,墨子的中心思想是“义”,并要大家记住墨子说过的“万事莫贵于义”这句话,待人处世都要拿“义”去做衡量是非的标准。墨子说过,如果有人到人家果园去盗窃桃李,到人家栏厩偷牵牛马,或杀害无辜而夺取人家的衣裘,那都是不劳而获,都是不道德行为。在墨子看来,诸侯国之间发动战争互相残杀,总是平民老百姓吃苦,所以他坚决反对这种不义行为,而主张人们之间讲究兼爱、非攻,而且极力主张众生平等,不要有贫贱富贵之分,也不要有男尊女卑之别。

蔡和森很讨厌孔子那一套“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说教。他有时也讲老子、庄子,但最信仰墨子的学说,极为欣赏墨子讲平等友爱、替平民百姓办事的思想,似乎天下的人们都像墨子那样,就很理想了。所以他不仅反复宣扬,还要求同学们背诵墨子的文章,而且要大家向墨子学习。

后来,蔡和森接受了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就更尊重马克思和列宁了。在河北蠡县布里村学习期间,特别是后期,他就比较少谈论墨子了,更多的是谈论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劳农专政等最新鲜最生动的东西。那时他说过列宁在苏俄实行的政策与墨子的理想近似,但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

对墨家思想的推崇,有助于蔡和森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尽早转变成为一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墨家思想的人民性与马克思主义服务于劳动人民、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宗旨是一致的。到达法国后,蔡和森在很短时间内,对马克思主义就有了很深刻的理解,这同他认真研究墨子思想,吸收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其中的平等互助、同情劳动人民、讲求实际、忧国忧民等精神,是有很大关系的。

另据当时同在留法预备班学习且与蔡和森关系甚近的沈宜甲回忆:“和森受古人影响最大的为墨子,我也是如此。我二人谈到墨子,滔滔不绝,因为他不仅为先秦诸子之唯一科学家、工程家、实行家,而且是一哲学思想家。他的兼爱即众生平等,无富贵贫贱及男尊女卑之别;他的非攻即反对武力欺侮弱小;他又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即为全人类服务,不是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他一生苦行俭朴,正为我二人之模范。只有他信鬼不合科学精神,非乐又不合人类天性。那时,和森不信鬼而非乐,为百分之九十九墨子之徒;我不信鬼又喜乐,为百分之九十八墨子之徒。”

沈宜甲的回忆足以与唐铎的回忆相印证。沈感叹道:“我与和森细谈几个月,他的确也有些重复口号。对本国人只有墨子、谭嗣同、毛主席三人,对外则每每提及列宁,甚少提及马克思,因那时中国尚无此资料。”凡此种种,都足以充分说明蔡和森对墨家思想的推崇。

1931年,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随即被引渡到广州。在狱中,他坚贞不屈。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蔡和森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真正为天下人而粉身碎骨。

萧楚女:我们需要墨翟

萧楚女是中国共产党内靠自学成才的早期卓越领导人,曾经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专任教员,直到1964年毛泽东还称赞说:“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萧楚女是党内早期研究土地问题、推动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1920年初,萧楚女参加恽代英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社,随后又到安徽宣城第四师范学校任教,与恽代英一起开展青年运动,号召青年“到民间去”,“改革社会”。

萧楚女认为人生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诗的生活”:回避现实,闭起双眼,不看社会上一切罪恶,而在想象中构造些适意的幻象,自娱自乐。另一种则是“逼视现实,不问现实是如何丑恶,一点儿也不畏怯,直从罪恶丛中通过——而猛勇奋斗,誓作一番澄清的工作,为人类开辟一条坦平大道,以度众生”。他觉得前一种是一般怯懦可耻的自私者的生活,后一种才是一般勇敢可敬的爱他者的生活。因此,他对墨子非常推崇:“凡是在宇宙生之大流里多少有些意义,在人间社会多少留下一点功业的,也就没有一个是过那种诗的生活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哪一个古今中外的伟人、哲士、贤者、英雄,不是逼视现实,直从罪恶丛中通过的?哪一个不是把自身做成一支蜡烛,点起‘为他’的爱之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让他蜡尽成灰而完事?”

萧楚女提醒青年们必须知道:“这种勇敢奋斗的生活,乃是要有相当的素养的——他并不能像诗的生活那样容易。倘若我们平素没有些坚忍、刚毅、耐劳、茹苦的锻炼,不能很严格地过一种极有条理,极有预算的自律生活——则我们便一定不能在临事时实行,在实行时持久,在持久中感着甜适,试看从前的墨翟是过的什么生活?试看现在的列宁又曾经过些什么修养?是严格的自律——论理(逻辑之意)的‘人生方程式’的价值,便可以看见了!我们若要成为一个‘人’,若要在我们的一生中表现些人的意义,我们是应当时时刻刻把我们的生活,带入那极艰苦的方程式里的!”萧楚女将墨子与列宁并列,极其推崇他们那种伟大的利他主义与严格自律。

萧楚女对孔子的评价不如墨子那么高,主要是因为孔子想做官,便不得不和现实“妥协”:“一个人无论是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居心纯洁也好,蓄念卑鄙也好,只要一有了个人生活的贪恋,他便不能不和‘现实社会’相妥协。所以孔子虽圣却也不能不如民国国会议员,奔走于七十二君之前,而不能如墨翟之断然决绝以为反抗。”萧楚女甚至认为能像墨子那样断然决绝反抗黑暗势力,才算得上具备革命党人的基本素质。

萧楚女非常推崇墨子那种裂裳裹足、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你若时时想着‘社会’,时时多思‘社会’的事而少想到你自己的事,那便是一个良好的督责,那便什么伟大的事业都可做出——何患缺乏魄力?裂裳裹足,以急宋难;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无非是由于他时时刻刻只记得他人,不记得自己而已!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墨翟,不需要陶潜、李白。”

萧楚女还认为墨子的伟大人格与列宁相同,学习墨子有助于革命者祛除自身潜藏的种种个人主义:“我们要祛尽我们意识中所潜伏的这些个人主义的质素与倾向;我们便应当学墨翟,学孙中山,学列宁。他们都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数十年如一日。他们都有极伟大的人格,但他们从没有向别人夸示过一句。他们一生专向黑暗中做工作,专向困难污浊中求生活。他们绝没有和群众离开过。他们绝没有在言论、文字中鼓吹过自己的领袖才识——没有替自己做过一次广告。他们真是尼采所说的超人,他们不但是负重的骆驼(独任艰巨劳怨工作),他们还是猛勇的狮子,无畏的婴孩(他们一生不知计生死利害,永远站在革命的最前线)。”

1927年,萧楚女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被捕牺牲,年仅34岁。

恽代英:“现代的墨子”

恽代英身上带有鲜明的墨家色彩,对他知之甚深的萧楚女直接称他为“现代的墨子”。

据1916年就与恽代英成为好友、1917年就加入互助社的郑南宣回忆:“凡是代英所主张所提倡的事情,他总是以身作则。他对我谈到墨子,说墨子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他就是以这种精神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种子。他没有丝毫自私的想法,举凡在互助社时所创办的启智图书室、《新声》刊物、利群书社、利群毛巾厂等所需的经费,大多是由他节衣缩食拿出来的。因为那时的社员都是学生,只有他有收入。他主张废除私产,首先就从自己实行了。”他的一个学生也回忆说:“我自与他日渐接近以后,就联想到墨子。墨子被他的门徒尊为圣人,我深觉恽先生就是我们眼前的墨子。”

在生活上,恽代英克己自律,作风朴素。其堂弟恽耀苍回忆道:“他吃饭从不挑菜,未穿过华丽的衣服,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他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以敦品励学、自助助人、诚实不欺为宗旨的互助社,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自我约束。”他的学生说“他生活俭朴,常穿那一套旧制服”。易礼容也回忆了两件生活方面的小事,感叹恽代英的节约俭朴:“一、在利群书社时,我见代英每顿吃饭,总是用一只粗碗,加一点素菜,蹲在僻处吃完了事,从无例外吃一点好的。代英是中华大学高材生,是校长陈时器重的人,毕业后任中华附中主任,教薪不低。他还投稿、译书(当时我曾看到他译的《阶级争斗》一书),有稿费收入。听说他为开办利群书社即曾付出数百元。但自俸极薄。二、一九二○年我回湖南后,他和我通信,总是用明信片密密麻麻写一整面,不肯多费信纸信封,此事也从无例外。”

曾经有人开玩笑说:灰布大衫就是恽代英的商标。茅盾对此由衷敬佩:“代英刻苦宽厚,无丝毫嗜好,未尝见其疾言厉色,友朋呼之为‘圣人’。终年御一灰布长袍,不戴帽。”这件朴素的衣服已经成为恽代英整个人格的一部分。柳亚子在《哭恽代英五首》第一首中有言:“苦行嗟谁及,雄文自此休。”“苦行”二字可以说是恽代英的准确写照。而萧楚女对恽代英的评价最为中肯:“像代英这样的人,我在古往今来的圣贤中没有听说过,古人云:‘墨子(翟)之徒,世谓热腹。’只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倒有点像,代英就是现代的墨子。”

1931年,恽代英在南京英勇就义,年仅36岁。

陈独秀:吾愿青年为墨子

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并非仅仅推崇墨子一家,但墨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他认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并且大胆假设:“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

陈独秀为探索人生真义,曾探讨过数种人生类型,他将墨子归入哲学家类:“第二是哲学家……象那墨翟主张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为人生义务。……吾人若是专门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为他人而生,不是为自己而生,决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免太偏了。”他从一般人的生存角度出发,觉得墨家利他主义“未免太偏了”。

但是,面对国家式微、列强欺凌,陈独秀意识到救亡图存最需要墨子那种苦行救世的伟大精神,因此在相当于《新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号召广大青年要学习墨子的榜样:“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父)、(许)由。”

虽然陈独秀常将孔、墨并列,但他对于孔、墨之别辨若黑白。比如吴稚晖认为孝就是博爱,陈独秀明白指出:“儒教之言孝,与墨教之言爱,有亲疏等差之不同,此儒、墨之鸿沟,孟氏所以斥墨为无父也。吴先生之言,必为墨家所欢迎,而为孔孟所不许。父母死三年,尚无改其道,何论生存时家庭服从之组织?儒教莫要于礼,礼莫重于祭,祭则推本于孝。”

陈独秀赞同墨家薄葬的主张,并且认为儒家虚伪:“西洋丧葬之仪甚简,略类中国墨子之道。儒家主张厚葬。丧礼之繁,尤害时废业,不可为训。例如‘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之礼,试问今之尊孔诸公居丧时,除以‘苫块昏迷’妄语欺人外,曾有一实行者乎?”他还批评儒家说空话:“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把世界治好了。”而多数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墨家是最讲实干的。

陈独秀虽然崇尚西方文明,但也主张互助。他说:“鄙意以为人生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与进步,特其间境地有差别,界限有广狭耳。”又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奈均为孔孟所不容何?”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讲互助的是墨家。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后,陈独秀从强调竞争转而强调互助,提倡“爱世主义与互助主义”。“这种泛爱互助的思想,使陈氏的目光转向对民众疾苦的关注,陈氏的社会主义倾向逐渐明显,这是陈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

1921年5月,建党前夕,陈独秀主张中国需要“干涉主义”:“我敢大胆宣言:非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底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一日。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拢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遍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救到水平线以上。施行这严格的干涉主义之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国民性中所含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陈独秀将他所理解的马列主义中央集权等同于他所讲的“干涉主义”,他所主张的“开明专制”固然是指当时苏俄实行的“劳农专政”,但是内中“干涉主义”一词似更值得注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主张放任,墨家和法家主张干涉。因此陈独秀所主张的“干涉主义”正是墨家和法家思想的体现。以上足见墨家思想对其影响之深。

中共党内还有不少早期领导人也是推崇墨家思想的。比如邓中夏也带有明显的墨家学风,在学风与思想、学术渊源上,与蔡和森最相近。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曾经专门讲授墨子的经济思想,赞同墨子节用、反对奢侈的经济主张。

张闻天对墨子极为推崇。1938年7月,他在给抗大第三期毕业同学所做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在群众中,要能‘以身作则’,要善于体贴群众,顾虑群众的利益,顾虑群众的困难。所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同“犹”,下同)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要用这种急切和诚恳的态度,这种言行一致的精神,去对待群众的问题和困难,才能使群众了解我们对于他们的忠心。中国古代劳苦大众伟大的代表者——墨子,他生平以自苦为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应该继承而不断学习的。”

原载:《党史博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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