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顶天立地
日期:2017-03-03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定首先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领导、组织、推动了一系列罢工斗争,其中影响最大并取得全胜的,就是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1962年摄制完成的《燎原》,以安源路矿罢工前后史实为背景,将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水深火热中工人群体的苦难遭遇与逐渐觉醒,交融在曲折起伏的罢工斗争真实描绘里,鲜明生动地揭示了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一个自发的阶级发展成一个有政治自觉性的先进阶级的历程,形象体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代心声,具有颇为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强烈的艺术力量。

满怀热望创作

安源路矿系位于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为之运输的湖南株洲至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是旧中国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企业之一,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控制,因近1.7万路矿工人多是湖南人,安源又离湖南很近,党成立后即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划归毛泽东为首的湘区委员会领导。1921年秋,毛泽东到安源调查情况,深感工人中蕴藏着巨大革命力量,遂派李立三到安源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并在工人中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人俱乐部,为开展罢工斗争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1922年9月初,毛泽东再次到安源指导工作,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确立了“哀而动人”策略,并增派刘少奇到安源加强领导。1922年9月14日,在李立三、刘少奇的具体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举行总罢工,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等17项政治、经济要求。长沙《大公报》、上海《申报》、北京《晨报》等全国有影响报纸,纷纷给予报道,各地工团也致函电声援。经过五昼夜艰苦斗争,安源路矿工人顶住反动军警武力胁迫,终于迫使路矿当局接受所提条件,取得了罢工斗争完全胜利,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是湖南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首次胜利,也是党在初创时期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全胜的工人斗争,对全国工人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在中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史上具有相当重要地位。

促成将安源路矿大罢工搬上银幕的,是为迎接建国10周年而开展的群众性文艺创作献礼活动。根据江西省委宣传部统一部署,江西萍乡矿务局党委为了更好地运用革命前辈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本矿区历史来教育年轻一代,决定编写一部安源矿史,并在此基础上用文艺形式予以反映,以安源革命历史为素材,搞一个电影剧本,作为向建国10周年的文艺献礼项目,为此专门指定4位爱好文艺的工人干部负责这一工作,牵头负责的就是后来最先开始电影《燎原》创作的彭永辉。他生长于安源这块染遍工人阶级鲜血的土地,12岁就开始随父兄下矿井当拖煤小工,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里,曾如饥似渴地倾听前辈讲述大革命风暴吹红安源的往事,解放后与所有矿工一样,由牛马不如的奴隶翻身做了主人,过上幸福的新生活。一想起那些充满血泪的苦难岁月和党领导工人震撼三座大山的雷霆之势,彭永辉心里禁不住无比激动,萌生异常强烈的愿望,要把过去的一切编成戏剧、写成小说、拍成电影,让更多人们了解安源工人在旧社会的痛苦和走过的艰苦崎岖的革命道路,教育年轻一代继承光荣传统,将革命进行到底,因而在主持编竣《红色安源》回忆录之后,转又投入电影文学剧本《燎原》的创作。

作为《燎原》的素材,源自编写矿史所收集整理的大量原始资料。彭永辉等先后采访了数以百计的老工人,了解到许许多多有关“炭古佬”、“黑脚板”的悲苦状况和斗争经历。从1898年安源建矿起,安源工人从来没有停止反抗,连绵不断地进行不屈不挠的自发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1905年的为索欠饷的罢工斗争,即后来电影开始所描写的被反动当局血腥镇压的抗争。虽然这些斗争无不表现了工人阶级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但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均以失败告终。直到1921年党成立之后,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相继到来,传播马列主义点燃革命火种,安源工人的斗争才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党的启发教育下,安源工人迅速觉醒和团结起来,明确了斗争方向,成为摧毁旧世界的一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最后拍成的影片,所选取的正是安源工人早期自发斗争失败,党成立后向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组织工人俱乐部,唤醒工人觉悟,领导罢工取得胜利,从而体现毛泽东的论断:“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燎原》电影剧本初稿写出后,经萍乡矿务局党委讨论同意,上报江西省委宣传部,曾召集文艺界有关人士讨论,修改后向当时的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推荐。该厂与天马电影制片厂合并时,剧本又被带至天马厂,决定列入拍摄计划后,厂里应萍乡矿务局及原作者要求,派出擅长历史题材创作和编辑的资深编剧李洪辛,与彭永辉合作进行加工修改。经五下矿山深入生活并易其稿,历时一年多终于完成剧本创作。彭永辉后来回顾该片创作过程一再表示:“认真说来,这是一部集体创作。这部电影的真正‘编剧’是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的革命前辈。是伟大的党领导安源革命前辈进行了光辉的革命斗争,才使这部影片有丰富的创作素材。”

精兵强将拍摄

《燎原》的拍摄于1961年正式启动,因是继20世纪50年代《风暴》之后,又一部正面表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影片,而且涉及党的领袖早期革命活动。文化部暨电影局极为重视,像当初曾直接过问《风暴》创作一样,分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亲自审读剧本,认为“基础很好”,并对如何完善予以指点,看了样片后又提出需要加强导演力量。上海电影局党委研究决定由局长、著名电影编导张骏祥亲自挂帅,与最初指派执导的顾而已联合导演,确保影片的思想和艺术质量。

张骏祥、顾而已都有颇深影剧从业经历,而且分别拍摄过表现江西老区人民斗争生活的《翠岗红旗》、反映五卅反帝运动的《星星之火》等影片,对如何把握和处理革命历史题材并不陌生。经深入研究相关建党及工人运动史料,反复分析文学剧本,确立以“工人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成长”为影片重心,从多方面强化工人运动领导者雷焕觉形象的塑造,突出他作为一位成熟的青年革命家,有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既善于启发教育工人提高觉悟,又善于组织工人同敌人作斗争,对工人阶级事业忠心耿耿、积极热情,与群众联系鱼水情深、亲密无间,遇事镇静、沉着,充满勇敢和智慧。同时,从易老倌子、张老耿两家切入普通矿工命运的描绘,以老一辈工人和青年一代工人互相映照,比较广阔而概括地触及当时工人群众的境遇和思想精神风貌,反映出不同觉悟程度和生活态度,遵循人物思想性格发展逻辑展现成长过程。因属宏大叙事、人物众多、内容厚重、场面广阔,导演以严谨缜密的构思和匠心独运的艺术设计,将影片中涉及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如劳资之间、工人内部、资方内部等,有条不紊加以组织穿插,并且把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的描绘,与细腻动人的人物关系的刻画有机结合,精心运用象征、对比手法,用清末以肖昌定为代表的工人自发斗争的失败,衬托党领导下工人自觉斗争的胜利,不仅鲜明反映出迥然不同的时代特征,而且有力揭示了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重要关键,为影片增添了磅礴气势与史诗品格。

在主创人员的配备上,天马厂亦倾其全力。摄影师周达明早在左翼电影时期就与蔡楚生、费穆等前辈合作,参与《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名片拍摄,解放后又为《宋景诗》《上甘岭》等片掌机,其黑白片摄影独树一帜,长于体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群像和表现环境气氛,为营造富于时代感和历史感影调起了重要作用。担任美工设计的张汉臣号称“魔术师”,从无声电影时期就入行,电影美术实践经验极为丰富,片中布景无不皆备“曲折层次、高低大小”等电影美术所需要素,尤其是“公事房谈判”等重场戏、高潮戏场景,巧妙将外景、场地布景与模型糅为一体,制作出为剧情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典型环境。为该片作曲的是刚完成《红色娘子军》音乐创作的黄准,他亲赴煤城安源实地体验,吸收湖南、江西分界地区萍乡戏曲中凄凉、苍劲曲调,树立了有机配合剧情、烘托画面、刻划人物的音乐形象。演员选择除动用本厂所有骨干力量,还从京、沪话剧界遴选英才。以成熟青年革命家形象出现于片中的雷焕觉,就是依据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坚毅刚强特征,选择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青年演员王尚信饰演,以朴实、真挚、深沉表演完成角色塑造。与之映衬的一批“不当牛马要当人”的工人群像中,老成持重的易老倌子与耿直侠义的易猛子父子、善良胆小的张老耿与温顺柔弱的秋英父女,乃是新老影剧演员“混搭”,分别是擅长塑造底层平民形象的著名电影演员魏鹤龄与尚为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后为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员的王熙岩,以质朴、淳厚表演为特色的著名电影演员齐衡与参拍《红色娘子军》崭露头角的亦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后为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员的祝希娟。其余的老一辈矿工肖昌定,路矿积极分子陈振云、贺青山,中年矿工刘德平、郑海生,青年矿工李魁、杨标等,则由邓楠、康泰、铁牛、江山、牛犇、虞桂春等饰演。反面人物的类型多样,虚伪阴险的矿主吴晓岚,毒辣凶狠的总监工王连奎,为虎作伥的陈工头,残暴成性的徐工头,由杨梦昶、郑敏、张雁、于飞饰演,即使“过场戏”中的李旅长、马营长、职员、吴太太,饰演者也都是老演员韩涛、冯奇、顾也鲁、狄梵,阵容可谓强大。

影片筹备及实拍期间,摄制组全体成员曾两度开赴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熟悉煤矿工人生活和了解当地斗争历史。他们会见了大罢工时期的亲历者,参加了矿局党委专门组织的老工人座谈会、报告会,最为触动深刻的是在那里当了4个月的煤矿工人,其中较长时间是在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老萍矿劳动,进出低矮狭窄旧巷道只能弓着背弯着腰,个子大的必须在地上匍匐爬行。作为现场执行导演的顾而已,身驱肥胖行动艰难仍坚持不辍。他们由此切实体验到“人间地狱”的不幸,强烈感受到作为新中国工人的莫大幸福,更为加深了对所要拍摄影片的认识与理解。尽管正值经济困难时期,拍片过程历经酷暑寒冬,外景地毒日当头,摄影棚冷风刺骨,条件十分艰苦,大家仍精神饱满投入工作,严格认真地完成任务。

横遭株连致祸

1963年“七一”之际,《燎原》作为向建党42周年献礼片公映,受到各方好评,上至《人民日报》,下到工矿基层小报,纷纷发表观后感,既有亲身经历那段历史的革命前辈李立三等,也有专业的电影评论家,还有广大普通观众,认为影片“反映了二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高涨”,“体现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产生无比强大的物质力量这一真理”,称赞它“有着自己鲜明的思想、艺术特色”,“做到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像一首动人心魄的史诗,大气磅礴,波澜壮阔。”影片被选送参加1964年4月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三届亚非电影节。在当年进行的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的票数统计中也名列前茅。

然而,此届“百花奖”评选却被取消,《燎原》亦成了“问题影片”。缘由是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主席两次作出批示,极其严厉批评文化部和文联工作,文艺界自上而下开展整风,上海市委也派了工作组进驻市电影局,刚升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宣传的张春桥亲自过问,定调“上海电影局基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忠实地执行了夏(衍)陈(荒煤)的资产阶级路线”,《燎原》等一批影片受到批判,因片中表现雷焕觉凭借“衙门告示”,兴办工人夜校,借助商会会长,搞起工人俱乐部,将加工资、发欠饷等作为复工谈判条件,实则是利用“合法”条件开展革命宣传,采取符合当时形势与群众觉悟的正确斗争策略,却被指宣扬“阶级投降主义”、“经济主义”,虽然批判还限于内部范围,没有像《北国江南》《不夜城》成为公开靶子,但就此遁迹于银幕。本来张骏祥准备趁热打铁接着拍摄《燎原》续集,亦只有搁浅。

其实,真正致使《燎原》由原先备受推崇到打入冷宫,是不久进行的“文革”将它列为“大毒草”所罗织的“罪名”:“抹煞毛主席对安源大罢工的英明领导”、“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树碑立传”。这一所谓“要害”问题,涉及影片对党的领导者形象的塑造。根据史料记载及老工人回忆,先后去安源开展工人运动的有毛泽东、李立三、蒋先云和刘少奇。建国后自上而下曾有说法,凡活着的中央委员不能上银幕,据此唯有已牺牲的曾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党支部书记兼文书股长的蒋先云可以写,但许多活动又非他而为,把所有的事集中于其一人身上显然失实,故尔确定合并塑造一个革命活动家的形象。起初打算叫“柳少立”,取自刘少奇、李立三姓名用字谐音,后改称雷焕觉,喻示像“雷”一般“唤”起工人的“觉”醒。在剧本修改过程中,原作者彭永辉曾想在雷焕觉之外,安排毛泽东出场,后被牵头执导的张骏祥和改写剧本的李洪辛说服了,还是集中塑造一个党的领导者典型,张骏祥坦承:“原因也很简单:一则是自己度德量力,怕写不好拍不好,二则当时确有一个不成文法:不能在舞台上银幕上出现在世的领导同志。”按照确定的“以安源史料为基础,但是它是有了一定虚构一定艺术加工的故事片”拍摄方针,片中的雷焕觉“不再是某一真人真事”,而是几位在安源活动过的早期党的领导人业绩的“集中与概括”。这样做完全符合艺术形象典型化原则,夏衍在审阅剧本时极为赞同,要求把雷焕觉这个党的领导者的形象塑造得更光彩,还特意打了个比方“好像头上有个光环”。

当初在文艺整风中张春桥提出批判《燎原》,并非对此不知不懂,而是在党内斗争日益尖锐之际作出依附江青选择所致,只是忌惮刘少奇还居于高位,而不得不旁敲侧击,一旦其被置于“打倒”之地,便直击“要害”。1967年4月,随着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发表,“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对《燎原》的批判也逐渐升级,编剧、导演、演员等无不受到牵连。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并纠正因其冤案受株连的案件,《燎原》终于恢复上映。1982年,张骏祥又将彭永辉、李洪辛原已写成的续集剧本加以修改,并亲任总导演,拍成彩色影片《大泽龙蛇》,表现大革命时期安源工人参加北伐,在风起云涌斗争中始终对党忠贞不渝,与《燎原》相映生辉,构成中共建党之初从开展工人运动到开始武装斗争的早期革命斗争历程的形象画卷,亦是对曾历经坎坷的《燎原》最好慰藉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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