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潮》国恨家仇
日期:2017-03-03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南海潮》是著名前辈电影艺术家蔡楚生在新中国编导的唯一影片,原拟分为“渔乡儿女斗争史”和“天涯海角恩仇记”两集,再现从大革命时代至社会主义建设漫长时期,广东沿海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斗争的壮丽历程。珠江电影制片厂于1962年摄制完成上集,着力描写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到1937年日军在华南登陆之间渔民的不幸遭遇和斗争生活,围绕农家女阿彩和青年渔民金喜及其家人充满血泪的坎坷人生,揭示那个动荡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歌颂人民群众不甘屈服、坚忍顽强的斗争精神。影片注重人物命运悲欢离合、故事情节曲折迂回、意境营造细腻深沉,体现了电影艺术探索民族化、群众化取得的成就。

翘楚重执“锈笔”

《南海潮》的创作历经颇久过程,源头乃是蔡楚生抗战初期在香港创作的电影剧本《南海风云》。其时,这位凭藉刻苦自学成才得以跻身电影界,积极追随左翼进步电影运动,拍摄了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影片《渔光曲》,已是享誉世界影坛的首位中国导演,因在抗战爆发后相继成立的四个抗日团体,即“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国电影工作人协会”“中国电影界救亡协会”和“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一人身兼四职,奋力投入抗敌影剧编演,在上海被日军占领沦为“孤岛”后,上了敌人追杀的黑名单,不得不撤离到香港。在筹划并拍摄了《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前程万里》和《孤岛天堂》等粤语、国语抗战影片后,曾深入到一个叫“香港仔”的渔湾,在那里“谛听岛民们在水上流徙生活中,所发出的悲惨的《咸水歌》,和他们在日寇炮舰纵横的海上,所遭遇到的被屠杀、被活葬沉入海底的惨绝人寰的悲惨故事”,遂萌生“欲写岸上人与水上人之对立,新教育与旧教育之不能并存”,“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冲突,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斗争”“并入一剧”意图,创作而成电影剧本《南海风云》。虽涉及多方面内容,但按时代要求,主要还是反映渔民反抗日本侵略斗争,内容为一个渔霸家叫阿彩的丫头,受尽剥削和蹂躏,在日军侵占渔湾混乱中,辗转上了渔民的船,参加海上游击队,英勇和敌人作战,最后打回渔湾,消灭当上汉奸的渔霸父子。只是刚写出初稿,就因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沦陷,他在仓促撤退内地之际,将手稿用油纸包好,装入铁皮箱埋在住处地下,几乎空手离开香港。

待到蔡楚生找回《南海风云》剧本,已是8年后再度为避难来到香港。1945年抗战结束,他受周恩来指示回到上海,参与建立进步电影基地,主持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影片公司创作,与郑君里合作编导了被誉为“标示了国产电影的前进的道路”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包括“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两集),概括而深刻地反映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前后,不同阶级的生活和人物的命运,有力揭露了日军的残暴和国民党的腐朽,热情而又含蓄地赞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幸福和光明,具有显著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艺术风格,上映后引起广泛、强烈的反响,成为其电影生涯、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代表影片。因临近上海解放,白色恐怖严重,他经党组织安排于1948年冬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进步电影活动。他积极争取倾向进步的“南国影业有限公司”合作,组织了“粤语片里面的一个革命性的代表作”《珠江泪》的拍摄,亲自担任监制人,由陈残云编剧、王为一导演。与此同时,他挖出了埋在地底下的《南海风云》初稿,打算加以修改拍成影片,因纸张严重受潮,钢笔字迹大部模糊不清,特意使用放大镜勾描恢复。当时全国解放形势发展迅猛,他很快奉命离开香港北上,参加于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行前将剧本交给陈残云,请其改为粤语脚本,并准备请沈浮到港导演。陈残云感到“剧本文字简练,形象灵活,行动性强,轻轻几笔就突出了人物的情绪和性格”,只在某些细节稍作改动,把普通话改为粤语,即寄给了当时在上海的沈浮,后因南国公司结束而搁置下来。

建国以后,蔡楚生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艺委会主任、中国影联主席等职务,尽管百业待兴公务繁忙分身乏术,但他心里仍一直牵挂将《南海风云》搬上银幕。50年代初他曾想请郑君里把它拍成影片,不料其所拍《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此事又被搁浅。促使他终下决心再理这一未了之事,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五四”以来的优秀影片于1956年重新上映,国内外观众、同行纷纷致信,希望他重新投入创作。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评论家乔治·萨杜尔,在所著《世界电影史》里,列出全世界“最重要或最知名”的200位电影艺术家,蔡楚生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导演,他在信中说:“亲爱的同志和朋友,我非常愿意再次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我在北京看到的你以前所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我祝你在1957年身体健康,并希望你在间歇了10年或相等于10年之后,能导演一部新影片。”著名的法国电影演员,《红与黑》《勇士的奇遇》等影片的主角钱拉·菲利浦在访华时也说:“在北京看到的几部中国影片中,我最喜欢《一江春水向东流》……听说这部影片的导演蔡楚生十几年来因为事情忙,一直没有时间导演新影片,这是很可惜的!”他衷心希望蔡楚生“今后多拍几部更好的影片出来!”蔡楚生深为感慨地表示:“艺术家是通过他的作品与读者或观众建立友谊的,如果停止了创作,他的艺术生命也就完结了。”他决心拿起“发锈的笔”重新创作,在所制定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创作计划中,就有“改编两部以前写的作品拍成电影”,其中之一即是《南海风云》。适逢此时文化部决定重建珠江电影制片厂,作为中南地区电影基地,蔡楚生原籍广东潮阳,对家乡电影事业发展很有感情,珠影方面希望他予以支持,能为珠影拍部既有地方特色又有重大意义的巨片,他考虑《南海风云》这部戏无论故事情节,还是地域风情,都是典型的南方渔乡特色,于是决定将一往情深的《南海风云》交付珠影投拍,而且亲自重执导筒,由此正式启动《南海潮》的创作。

殚思竭虑投入

1958年12月,蔡楚生终于请准创作假,亲携《南海风云》剧本来到广州。他向珠影领导表示,原本子所描写的南海地区渔民和农民群起反抗日军侵略斗争,只是南海上曾有过的一场风云,已不能概括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经历的几十年的斗争生活,从8年抗战到3年解放战争,直到近10年新中国的建设,就像不断翻滚的浪潮一样,一个浪潮过去,更大的浪潮又涌上来,没有止息的时候,因此需要补充新的情节,剧名改为《南海潮》为好,提出邀请熟悉南海渔民生活的广东作家、时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的陈残云加盟电影剧本修改,并请已是珠影导演的王为一同他合作,担当拍摄现场执导,因其公务缠身难以久留,得到珠影方面的同意与支持。陈残云和王为一当年曾跟随蔡楚生拍摄《珠江泪》,一直尊其为师,欣然从命全力配合。

为更多了解渔民生活,充实创作素材,蔡楚生首先率领主创人员深入渔乡体验生活,一行12人整整奔波近一个月。因其资历深厚和成就不凡,加之为人厚道、受人敬重,早在40年代已被朋辈唤作“蔡老”,年富力强就获与实际年龄并不相称的尊称,而长期积劳成疾,此时已药不离身,但他不顾体弱多病,与大家一起不辞辛苦,辗转海丰、汕尾、遮浪渔区以及香洲、石岐、唐家湾等地,进家入户、登船出海,仔细调查访问,搜集各种素材。尤为令他深受触动的是,在富于光荣斗争传统的汕尾渔乡,寻找到已经获得翻身解放的老渔民,亲耳倾听他们叙述在旧社会反动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与民族敌人抗争时的令人振奋的英勇事迹。他特意请教了一些老渔民,对年轻人该怎样才能使他们更热爱社会主义?老渔民说,不知道旧社会的苦,哪知道新社会的甜?后来《南海潮》影片中采用回叙结构,藉以对新旧社会进行鲜明对比,就是受了与这些老渔民交流的启发。

深入沿海渔湾体验生活归来,蔡楚生的创作情绪十分高涨,对未来影片的构思大大突破原先设想,立意上有了根本性的提升。《南海风云》只是以阿彩个人遭遇贯穿全剧,阐述了劳动人民在封建剥削和民族侵略双重压迫下奋起斗争的主题,而《南海潮》则主要描写贫渔后代金水和金喜两兄弟与贫农女儿阿彩,在双重压迫下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经历,但都走上党所领导的解放斗争的道路,以及阿彩的父亲老廖等老一辈农民,在党的影响下从听天由命到走向反抗,通过这些人物的觉醒和斗争,反映了那个时代包括渔霸、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在内的压迫者、剥削者,给穷苦人民所造成的苦难。同时,也通过党的地下工作者张伯,这是蔡楚生影片第一次出现的共产党人的鲜明形象,以其特有的擅于与敌人周旋的斗争艺术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因势利导进行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不屈不挠地撒播革命种子,启发引导沿海渔民、农民逐步觉醒,起来斗争和走向胜利。剧中还设置了副主题,宣扬岸上农民和海上渔民是共同命运的阶级兄弟,应该破除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歧视和隔阂,团结一致进行斗争,集中体现于阿彩和金喜自幼两小无猜,但岸上人和水上人不准通婚,长大后的阿彩反抗渔霸的压迫,勇敢地逃上渔船和金喜结婚,对那种歧视和隔阂以猛烈冲击,赋予影片反封建的亮丽色彩,从而更为全面、深入地反映社会历史的真实,成为一部南海渔民的斗争史诗。

从《南海风云》到《南海潮》,显示了历经20年的发展变化,蔡楚生的电影创作已从过往侧重于表现下层人民的痛苦和民族的灾难,对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革命的先进人物,只能进行隐晦的、有时甚至是抽象的描绘,迈进到运用真实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反映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斗争,在审美特征的把握与艺术品格的表现上,更为注意尊重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力求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在亲自执笔完成剧本创作之后,蔡楚生又主持拍摄工作筹备。在演员选择上,他坚持从角色形象及气质所要求的纯真、朴实特征出发,大胆选用新生力量,确定由上海纺织女工出身的珠影演员剧团学员吴文华,饰演戏份很重的女主角阿彩,而饰演金喜的是香港著名演员张铮,很多人担心她担当不起对手戏,蔡楚生与王为一耐心细致、卓有成效地启发帮助,使之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出色地塑造了贫农女儿的形象。对于外景选择、造型设计等,他也秉持一贯的严谨态度,实地勘察、亲自指点,一些旧社会特殊的道具、服装,甚至一件小饰物,都画出图样以便于置办。珠影将该片作为重点拍摄,特意向电影局申请彩色伊斯曼进口胶片,蔡楚生考虑从逼真再现旧时代苦难出发,并且城镇和乡村放映条件当时还有限,建议仍拍成黑白片。当筹拍准备就绪,他返回北京工作,仍心系拍摄,除中途直接来穗过问,平时更多通过打长途电话、拍加急电报等方式,与摄制组保持密切联系,关注拍摄进程,经常传递一些新的设想,或要改动的动作和对白。据王为一统计,其间仅来往电报就达一百多封。

无奈终成“断章”

影片初步拍摄完成后,王为一将14大本样片送至北京,蔡楚生特意向有关方面征询意见。首先应邀前来观看的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认为片子拍得很好,故事情节都很感人,就是因为内容太丰富,片子长度有限,因此戏的节奏急促了些,演员的感情发挥不够舒展,可否分成上下两集,这样演员就可以有多些空间来表达感情了。这一意见为蔡楚生所接受,经珠影领导同意,决定改拍成上下集。

蔡楚生遂于1960年11月底,又一次专程前往广州,亲自主持修改拍摄事宜,除次年6至7月因出席中宣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暨同时举行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曾短暂离开,一直坐镇珠影,亲历了分集方案制定、修改剧本、实施补拍、剪辑配音等全部过程,直至上集拍竣才返回北京,前后长达一年半,为之倾注了很多心血。他果断将已拍好的影片分为上下两部分,原先作为结尾的地下党老马在刑场上被金喜等人救起、大家一同投奔游击队的重头戏,调至下集变成开端部分,重新设计上集尾声为金家渔船在海上被日军烧杀殆尽生死不明,金水和阿彩凭几块船板在大海中漂泊无依,幸遇张伯等援助才得以脱险。为丰富内容,又利用去海南岛的文昌、铺前及三亚等处选拍外景,沿途进行了补充访问,包括寻访东江纵队老战士,人物、情节等均有延伸扩充,金水的儿子海仔就改名为猫仔,并加了许多戏份,成为贯穿全剧而又情趣盎然的十分可爱的小角色。他还精心为上下两集设置了剧名,分别为“渔乡儿女斗争史”与“天涯海角恩仇记”,每集开场和结尾都加上一首壮丽的诗词,配以浑厚的男声合唱,而且以其苍劲秀丽的手书字幕叠印,使影片具有雄伟壮丽的史诗风格。

1963年初,《南海潮》上集“渔乡儿女斗争史”,率先在广州首映,仅一个半月,观众就超过百万人次,平均两个人中即有一个多一点的人看过,这是广州空前未有的新纪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文艺座谈会上说:此片“生动地表现了阶级斗争,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作品”。随后在全国各地公映,同样好评如潮。在1964年筹办的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收到90万张选票,《南海潮》一举名列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配角、最佳摄影、最佳美工等7个奖项前矛,由于当年文艺界整风而未公布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片所取得成就及其受欢迎程度。

就在上集成功映出之际,观众已急切关注下集问世。实际上决定将该片改拍为两集并付诸实施之时,蔡楚生便开始酝酿下集内容并着手准备剧本,按其设想,将进一步描写阿彩、金喜及其大哥金水等,在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中所经受的锻炼和考验。

然而,正当蔡楚生于1964年初夏应珠影之邀,前往广州准备继续完成下集的摄制之时,突然奉命被召回京,参加文艺整风学习和运动,实则进行反省接受批判。其中涉及《南海潮》被指“有小市民艺术趣味”,除了写出检查,还作了删剪上集方案,由原来13本改为12本,删去的109个镜头,大多属于抒情方面的戏,其中有幼年阿彩与金喜等玩“娶新娘”、两人成年结婚月下交谈等场面,并向珠影表态“这影片已成过去的事了,因此不再拍了”,“我对旧的东西也再没有兴趣了”。随之席卷中国大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南海潮》上集即行禁映,下集更是石沉大海。蔡楚生被诬为中国电影界的“黑线头目”“牛鬼蛇神”惨遭迫害,其妻陈曼云是解放前一直从事地下工作的优秀共产党员,被诬为“特务”入狱,让他备受打击一病不起,不幸于1968年7月1 5日含冤去世,终年仅62岁,直到11年之后才得到彻底昭雪。经王为一整理的《南海潮》重新面世,终成令人惋惜的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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