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胜军:新中国成立前中共河北省级领导机构的历史沿革(上)
日期:2015-03-30           来源:中共河北历史网


赵胜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在河北省的省级领导机构有着一段曲折而辉煌的历程。

1927年中共北方区委被破坏,中央迅速筹建中共顺直省委作为北方革命的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走过了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4月这段时间,河北省仍然沿袭清朝的称谓叫直隶,没有建立中共的省级领导机构,现在区划内各地的中共党组织由于数量不多,分布也不均衡,况且,都是在北京的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与北京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河北各地的党组织先后归中共北京地委、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

1927年4月,李大钊等人被捕,中共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北方各地党组织失去了领导核心。这事非同小可,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定,成立中共顺直省委,代替中共北方区委的职能。看看最初的省委主要领导人是谁,就知道中央是如何重视中共顺直省委了。省委书

记彭述之,系中共四、五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刘伯庄,中共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后任书记朱锦堂,是中共四届中央候补委员。要知道当时的中央委员人数很少,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只有9名委员,候补执委5人,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31人,候补委员14人。

但是,不幸的是,中共顺直省委的建立却一波三折。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面对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且相当严重。四一二政变、长沙事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被屠杀。与国民党汪精卫的合作也面临解体的危险。为了应对危机,中共五大召开了。尽管中共五大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判,但仍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5月,中共五届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共顺直省委,以彭述之为书记,设组织和宣传。大概是因为此前彭述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有工作需要交接。另外,与北京、天津的党组织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协调。20天后,中央常委会再次决定,在彭述之未到任以前,由原北京地委的书记刘伯庄代理书记,委员也扩大到13人。但这时的省委是临时省委。

之所以称为顺直省委,是因为北京旧称顺天府,河北旧称直隶。中共顺直省委的活动范围,起初为北京地区、直隶省和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特别区。

到了8月1日,中共顺直省委才正式成立。但是仅仅过了10天,中央常委会又决定,刘伯庄任书记,彭述之负责宣传。这时,党的八七会议已经结束,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而彭述之则是陈独秀的忠实追随者。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9月,中共中央又在北京成立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并按照“八七”会议的决议案精神对顺直省委进行考察。9月22日,在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秘书长蔡和森的主持下召开北方局扩大会和顺直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批判了彭述之的右倾错误,对顺直省委进行改组,工人出身的朱锦堂任省委书记。

改组后的顺直省委按照八七会议精神,迅速组织了玉田农民暴动。暴动队伍在攻入玉田县城后又撤出,省委常委于方舟、杨春霖前往亲自指挥二次攻城失利,于、杨等人被俘牺牲。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局、北京、天津的党组织也遭重大破坏。

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顺直省委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并派蔡和森任中央驻北方巡视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蔡和森在巡视过程中发现,省委因北方局破坏和玉田暴动失败异常消极,一些党员群众对省委开始不满。于是,1928年1月,蔡和森主持召开会议对顺直省委进行了第二次改组。按照中央“指导干部工人化”的决定,京绥路工人运动领导人王藻文担任了书记,省委的12名委员中工人占了8名。

这次省委改组由于阎锡山晋军与张作霖奉军的战争,交通隔绝,保定、石家庄、邯郸、张家口等的党组织无法派代表参加,而且这次会议出现的极端民主化、经济主义和工学界限的问题,为“顺直问题”的产生播下了种子。于是,从1928年1月到6、7月间,中共顺直省委发生了严重的政治、组织危机。这场危机就是当年中央花大气力要解决的“顺直问题”。

中央与顺直之间不断有人往来,“顺直问题”的解决一波三折

顺直省委成立后短短的4个月,书记就换了四任,严重削弱了省委的权威,特别是1928年1月的改组会上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更使得下级党组织对省委不信任。而新任省委书记王藻文虽然早年在京绥路的工运中表现勇敢,但他文化程度不高,信仰也不够坚定,况且他本人存在着为党工作就要拿钱的经济主义思想。而1月改组会议又过分强调干部工人化,在工人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中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由于这些问题未能引起省委的重视,未能及时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日益尖锐。

3月间,保(定)南的一些党员组织保南省委,不接受顺直省委的领导。4月,国民党的二次北伐已经接近河北境内,顺直省委认为这时已经形成了几省总暴动夺取政权的局面,于是制定了把全省划分了京东、保北、保南、直南、津南、三特区、京西郊7个农运中心,以农民运动配合全省暴动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不切合实际的,遭到了中央的批评,又加深了各地党组织对省委的不信任。

而到了6月,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进入河北。国民党南京政府决定,把直隶省改为河北省,省会天津。由于一些中共党员的思想还停留在大革命时期,面对这样的变化,认为“北伐成功了”,于是脱离了组织,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顺直省委的政治、组织上的危机爆发了。而此时省委书记王藻文、组织部长王仲一正远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主持省委工作的彭真迅速报请中央帮助解决党内的问题。

中央接报告后,马上责成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三名中央委员处理顺直问题。三人中刘少奇当时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特派员。陈潭秋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参加中共一大的13人之一,有相当的资历和工作经验。而韩连会也是建党时期津浦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三人的身份都很高。

7月22日,三人在天津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扩大会议,针对党内的不良倾向进行了民主集中制和纪律教育,同时对省委成员进行了调整,韩连会任省委书记。会后,各地按照这次会议的决议案,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这下又引起了一些党员的不满。10月,京东地区对省委扩大会议持有异议的部分党员组织“京东护党请愿团”,反对调整后的省委,省委的工作无法开展。

在此情况下,10月28日,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以中央特派员和中央委员的身份决定停止省委行使职权和京东党组织的活动,三人直接处理省委工作,代号“潭少连”。11月17日,中央来函,不同意三人的做法。“顺直问题”更加复杂。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周恩来解决顺直问题。

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天津,在对省委存在的问题深入调查后,决定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入情入理地分析了问题,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会议在统一思想、增强团结的基础上,组建了新的省委。新的省委没有设书记,由几个常委共同负责。顺直党内的纷争终于得到了初步解决。

1929年4月,中央调张金刃参加顺直省委工作,指示省委由韩连会任书记。5月,中央又派中央委员、山东淄博工人卢福坦任书记,韩连会为候补书记。

原省委书记出现问题,顺直省委遭破坏,但很快新省委重新建立,仍继续工作

顺直党的问题初步解决,但并不是把所有人的思想问题都解决了。原省委书记王藻文原本政治理论水平就不高,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被推到书记的位置。中共六大上选为中央委员后不久,因在“顺直问题”中有推不掉的责任,他的中央委员被撤销了,省委书记的职务也被改组掉了,虽然仍担任省委委员,但他对党愈发不满了。

1929年6月初,王藻文伙同原省委常委、现省委委员李德贵,为了经费大闹省委机关,甚至扬言,不给钱,就去向国民党当局告发。

这可非同小可,因为王藻文等人知道党的机密太多了。如果他向敌人告密,将给顺直党组织带来灭顶之灾。情况紧急,省委决定除掉王藻文、李德贵等人。省委除奸队长郭宗鉴负责此事。但由于疏忽,王藻文的老婆脱逃,遂向敌告发,并到处识捕共产党人,结果卢福坦、郭宗鉴、叶玉文、彭真、詹大权、刘秀峰、金城等一大批省委干部被捕入狱,省委遭到自成立以来的重大破坏。、

此时,省委组织部长张金刃站了出来,与韩连会、郝清玉等人组建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张金刃任代理书记。6月8日,中共中央通知顺直省委,决定顺直省委由张金刃任书记,设常委3名、候补常委2名。

6月下旬,张金刃赴上海出席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向中央汇报了顺直省委的情况,中央决定改选顺直省委。8月1日到9月4日,顺直省委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会议选举张金刃为书记,张金刃、吴雨铭、李子芬、郝清玉、刘玉田为常务委员。

这一时期,省委虽遭一次严重破坏,但各地党组织在斗争中愈挫愈勇,党员数量有了增长,一些遭破坏的党组织也得以恢复。

1930年2月,中央调张金刃、李子芬另行分配工作,确定贺昌任省委书记。至4月,中央又对顺直省委其他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

1930年3月,周恩来前往莫斯科,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5月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使得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实现数省总暴动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生了第二次左倾盲动错误。为实现全国总暴动的计划,7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中共中央北方局,贺昌任书记。8月,根据中央的指示,顺直总行动委员会成立,至下旬,各地的行动委员会也相继建立,并组织了完县五里岗、玉田黄林、磁县彭城等地的农民暴动,但很快被国民党镇压。12月根据中央指示,北方局取消,顺直省委改建为中共河北省委。贺昌离开省委,阮啸仙任代理书记。

河北省委一建立,就面临着一场更加严峻的政治风波

中央指示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建立中共河北省委,意图很明白:当时的北方在政治任务上显然尚不需要这一组织(北方局)的设立。中央以为北方可成立河北省委,管理顺直、两特委、晋陕甘及河南北部的工作。显然,中央对河北省委付予了更大权限。但谁料,此时一场危机正向河北省委逼来。

这场危机并非只对河北省委而来,实际上是对中共全党而来。李立三的左倾盲动给革命带来了损失,1930年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纠正。按说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了,但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这时,一些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和干部也纷纷起来要求改组党中央。在这种混乱状况下,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已难以正常工作。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组织第二中央的分裂活动。

这些都影响到了河北省委。原省委委员、共青团省委书记曹策等人也在河北组织“紧急会议筹备处”,脱离省委领导。罗章龙的第二中央也派曾在河北工作过的张金刃、韩连会等人到河北活动,指导“紧急会议筹备处”,俨然以“第二省委”自居,派人到各地活动,组织“第二特委”、“第二市委”。这种局面下,河北省委无法开展工作。1月底,中央派出徐兰芝、陈道、贺昌组成代表团到天津。1月30日,中央代表团决定,停止河北省委职权,由中央代表团代替;“紧急会议筹备处”立即停止工作,组织取消。在中央代表团的强力压服下,“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活动暂时受到了抑制,但真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2月6日,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河北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对河北省委进行了改组,徐兰芝任临时省委书记。2月18日,省委决定,开除张金刃、韩连会、曹策等人的党籍。本来,对中国革命道路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也可以在党内进行讨论,但用非法的手段来解决,就大错特错了。

形势异常残酷,河北省委接连遭到大破坏。河北党组织前仆后继,坚持斗争

河北临时省委经过一个月工作,终于使各地的党组织在纷乱中稳定下来。3月下旬,河北临时省委召开会议,正式组建河北省委,徐兰芝任书记。

由于前段河北省委与“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斗争接近于公开化,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4月8日,正当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之时,被国民党当局包围,省委13名主要干部全部被捕,河北省委遭到第一次大破坏。与此同时,“紧急会议筹备处”的部分成员也遭到了逮捕。

正在直南巡视的阮啸仙回到天津后,与省委军委书记廖划平商议,一方面向中央报告省委被破坏的情况,一方面前往北平召开会议,组建临时省委,阮啸仙任代理书记。为避开天津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省委迁到北平。

4月底,中央派殷鉴到河北主持工作。5月上旬,殷鉴在北平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以原临时省委为基础组建河北省委,殷鉴任书记。

中共河北省委成立以后,即被国民党视为中共“全国组织中第二重要之省委”。1931年5、6月间,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华北当局要“集中力量”镇压。此时,在4月被捕的徐兰芝等人向国民党当局供出了河北省委的机密。6月26日,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均遭破坏,省委书记殷鉴以下20余人被捕。河北省委遭第二次大破坏。

7月上旬,到满洲巡视铁路系统工作的省委常委马辉之回到北平,与在北平的省委委员刘锡五等人,自动组建中共河北临时省委。11月,中央派施滉、曾健加强省委力量。11月12日,由于叛徒出卖,省委常委马辉之、省委委员王德等4人被捕。省委遭第三次大破坏。

施滉(化名赵声)、曾健等人自动组建临时省委,施滉任书记。12月,中央派人来对临时省委改组,原省委组织部长孟永祥任省委书记。从这以后的一年时间,河北的党组织进入了较为平稳的阶段。1932年的8月到10月间,先后组织了高阳、蠡县、灵寿、磁县等地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虽然都归于失败,但却振奋了精神。

1933年3月,中共中央派孔原(又名田夫、石心)到河北,作为中央驻北方代表,主持北方工作。同时调孟永祥到江苏省委工作。于是,在孔原的主持下,重新组建河北省委,施滉任代理书记。

这一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进攻热河、察哈尔。中共河北省委为了加强领导“反日反帝反汉奸的斗争,加强和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支持冯玉祥部抗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前线工作委员会,中共河北省委还动员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但从5月开始一直到7月,中共河北省委及中共北平市委和外围组织接连遭到破坏,省委书记等数十人被捕,施滉等人被害。这是河北省委遭到的第四次大破坏。

8月初,省委代理组织部长胡大海等人自动组建临时省委。这次省委只设3名常委,未设书记。8月20日,中央任命饶漱石为代理书记,并重新组建临时省委。但还不到一个月,省委代理秘书长被捕叛变,造成省委代理宣传部长等多人被捕。又过了一个月,省委组

织部长被捕叛变,又导致省委更多人的被捕。这是河北省委遭到的第五次大破坏。

11月中旬,在孔原的主持下,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再次组建,吴雨铭任代理书记。由于北平严酷的白色恐怖让省委无法立足,省委分批迁回天津。(待续)


(本文选自《征程与责任——河北党史宣讲稿选编》,作者为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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